【内容提要】 学界通常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归纳为四点：成份极为广泛，队伍很复杂；国共两党都有军队和政权；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处于有利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是：(1)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全民族组成的民族解放战争联盟，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人民与汉奸、亲日派的矛盾有着原则区别，不应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尖锐性；(2)第二次国共 合作是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以求同存异、“两制共处”为合作的基本方式，不能说没有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3)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法西斯东方阵线的坚实基础，以国际环境的“有利而又复杂”作为它的特点，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相比较的特点问题，现今出版的一些中国革命史教材，都作了大同小异的归纳、概括，主要是四个方面：一，它的成份极为广泛，队伍很复杂；二，国共两党都有军队和政权；三，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四，它处在有利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这四个方面的概括似乎已成定论。但我认为，这种概括，有的未必妥当，有的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还不足以说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因此，有作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必要，以便借鉴历史，指导现实。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四个阶级组成的国内革命战争联盟；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全民族组成的民族解放战争联盟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方式、手段，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这是导致两次国共合作具有不同特点的首要因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控制中国中央政权的是内部分崩离析的北洋军阀。在此之前，帝国主义先是共同扶植清王朝、后是扶植袁世凯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走狗。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几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主要是通过它们各自所豢养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争夺进行的。因而这一时期，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军阀集团，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鱼肉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互相争夺混战，是阻碍中国实现独立、民主、统一的第一障碍，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打击的最直接目标。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也就具体表现为国内革命战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独占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生存，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迫使一切不愿当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奋起反抗。国破则家亡。外敌大举入侵，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因而，“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就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要求与呼声，成为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正是这样，中华各族间撇开过去存在的历史性隔阂与矛盾，各党派间搁置彼此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各界同胞摆脱以往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各军阀间停止敌对行动，集合到了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组成了空前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全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联盟，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之外，包括海内外的一切人士，对比第一次国共合作确实是广泛得多。但是否由此就要把“队伍很复杂”也归结为它的一个特点呢？我以为是不必要的。 从一般意义上讲，现实中的事物都是多种矛盾的集合体，都不是单一的；任何统一战线，作为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联合，都不可能是纯粹又纯粹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以四个革命阶级为主，还有其他成份包括在内。可见“复杂性”并不是某种统一战线独具的特点。而且，任何矛盾的集合体，其中必有一个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矛盾，由它规定事物的性质；统一战线总是为解决某种特定的主要矛盾而组建的。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都利用起来，并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①]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所包含的范围较之以往更为广泛。从“人民”这个意义来讲，很难说“队伍很复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尽管人民内部有着阶级利益、具体利益的差别，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抗日的坚定性各有不同，但毕竟都是抗日的。国民党由“攘外必先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固然是迫于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巨大压力，但这毕竟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顺应了人民的要求，从而也就使国民党和汉奸、亲日派区别开来了。必须看到，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政策的转变，也就改变了他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改变了矛盾的性质；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毕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人民与汉奸、亲日派的矛盾是两回事。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复杂性、斗争的尖锐性，未必是妥当的。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的题词也还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非常科学的。这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坚持国共两党联合。经过我们的正确斗争，国民党最高当局也表示以后不再有“剿共”之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