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海外华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海外华侨为什么能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过去的论著中只强调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而对其他方面的原因则注意不够。笔者认为，华侨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关系、爱国侨领的作用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侨务工作，在推动华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祖国的兴衰存亡，与侨胞利益休戚相关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因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劳动者，也有一部分是以自由身份外出经商或做其他事情而定居海外的。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已经与东南亚一带有所往来。南朝时期，新加坡等地已有华人定居。尤其是到了封建经济繁荣、国内强盛的唐朝，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中国人到东南亚、西亚地区定居的日渐增多。他们受到居住地人民的欢迎和尊敬。而华人也深感自己有繁荣强大的祖国而十分荣耀。自盛唐之后，到海外谋生的华人日渐增多，其地位与盛唐时期相比所差无几。据《宋史》载：“中国商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清洁。”又据周达观撰《真腊风土记》载：“往往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这些记载不仅说明华人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十分和谐而友好，也反映了华人仍然深受当地居民的尊敬和爱戴。甚至到了衰败的时朝、闭关自守的清朝，由于中国仍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华人在海外的地位，虽然不象盛唐时期那样风光荣耀，但总的来看，仍处于比较受敬重的地位。 历史进入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强大起来，曾经繁荣强盛的中华大帝国却危机四伏。英国资本主义为了满足对外扩张和掠夺的强烈欲望，于184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后，随着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侵入中国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也象奴隶一样被侵略者掠买、胁迫、诱拐或绑架到异国做苦工。从1851年到1875年，被外国侵略者掠买出国的华工数剧增为128万人，其中，被贩往南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约有50万人以上，前往东南亚地区的将近65万。①这些华人从被掠卖之日起，便开始了牛马般的奴隶生活。 去海外谋生的华人，从事各种艰苦的生产劳动或经营商业、开发种植园和矿区、修筑铁路等，与居住国人民共同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由于他们寄人篱下，祖国又不断遭受战火的洗劫，所以始终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压榨和歧视，不仅所经营的企业会被随时裁撤、吞并，甚至还被驱赶和屠杀。如1882年美国官方曾以华侨区不卫生为借口逮捕了大批华侨。后来，美国国会还制定了排华法案。一时之间惨案迭起，“华侨被惨杀，被集体赶走，住所和财产被焚烧或抢走，不可胜数。”②1900年檀香山美国当局以检疫为名，又把华人住区全部烧光，华侨财产损失惨重③。据估计，1800年至1925年，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出国谋生的华工约300万人，有1/3即100万人丧失了生命，另30万受伤致残，死伤两项合计共130万人，约占总数的43%④。成千上万华工的遗骸弃置异国他乡而无人过问。可见祖国的强弱存亡，直接关系着华侨在异国的处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与他们福利至大。 由于祖国长期积贫积弱，海外华侨倍受欺压和虐待，孤立无援。他们期盼祖国强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侨胞的强大靠山，改变他们在异国受凌辱、受压迫的悲惨处境。但是历史跨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祖国又屡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海外华侨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遥望故土，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约束下，数十万中国边防部队，置东北的大好河山和300万同胞于不顾，步步后撤，直至丢了整个东北，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海外华侨闻悉后极为悲痛，正如韬奋先生在《经历》一书中所讲：他们“在国外羞于见人”，“后来马占山将军起来抗战了，……他们突然恢复了做人的光荣”。“七七”事变，中国迎击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这一举动震撼了世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华侨在异国扬眉吐气，奔走相告。“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此时积聚在侨胞心中的炽烈的爱国情感便象火山一样迸发了。他们振臂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牺牲，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⑤于是在各侨居地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抗日救亡热潮。 海外华侨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深深感到，没有强盛的祖国，也就没有他们在海外的一切。只有祖国的强盛与解放，才能把自己从民族歧视的悲惨命运中拯救出来。祖国的成败荣辱、兴衰存亡，与他们休戚相关。这正是海外华侨尽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强大动因。 二、爱国侨领的组织、领导及率先垂范作用 海外华侨人数众多，居住分散，长期以来，华侨按地区组成了各种社会团体和职业团体，各社团的领导人，都是由当地政治地位较高、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担任。这些侨领不仅爱国有素，颇具声望，而且有政治远见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在整个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提出了“爱国高于一切”的口号，他们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各地侨领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立即把分散的侨胞组织起来，使其形成一个组织严密，力量雄厚的坚强的爱国团体。“七七”事变的当晚，纽约著名侨领司徒美堂联络、组织纽约全市侨团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援助祖国抗战。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南洋时，南洋华侨便自发开展募捐活动，救济祖国难民。这时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认为：“如成战争，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筹款当有相当计划”⑥。在他的倡议组织下，于8月15日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这是南洋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为了统一步调，更好地援助祖国抗战，1938年10月，在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和陈嘉庚的联络、组织、倡导下，又成立了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抗日救国总机关，在南洋华侨史上还是第一次。其他侨居地，在当地侨领的组织、领导下，也成立了类似的抗日救亡机构。据1939年统计，海外华侨建立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有2181个⑦。这是华侨社会大团结的显著标志，也是海外华侨援助祖国抗战坚实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