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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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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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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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内迁文化是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种带有鲜明时代和区域色彩的抗战文化。作者第一次就当时全国抗日救亡形势、国共合作形成的大气候、西南地区存在的小环境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得出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文化;历史合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东部北部地区的高等院校、文化设施、科研机构及大量文化人内迁到西南地区,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内迁文化。内迁文化的形成和结束在时间段上来讲大致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目前对这一文化形态的研究相当薄弱,仅仅是对“桂林文化城”、“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等几个与内迁文化相关的问题作较多的探讨,而对内迁文化落脚西南缺乏整体的把握。内迁文化是内迁者在西南这个区域里创造的一种以他们为主体的、带有鲜明时代和区域色彩的抗战文化。内迁文化是中国东部、北部的各个层次、不同意识、多种流派的文化大综合。在短短的七八年间,多种文化实现了综合,并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研究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内迁文化能够形成并在西南得到发展,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

      (一)抗日救亡的形势呼唤适应抗战的文化产生。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大片的河山为日寇占领,富饶的矿藏为日寇所盗取,众多的国人遭日寇奸淫掳掠。不仅如此,日寇还大肆推行奴役教育和殖民文化统治,竭力鼓吹所谓“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惟神之道”、“建立东亚新秩序”、“东亚圣战”等等,妄图“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的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的胜利。”②历史呼唤中国战时文化的出现,以这种不屈的战时文化,“使国民精神从深坎中表现出来”③,去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营造抗日的精神氛围,支持中国的军事、经济抗战。所以,内迁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抗战历史发展的需要。

      (二)国民政府对内迁的部署和安排,以及对内迁事业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扶持,为内迁文化提供了一些生存的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坚持抗战,自给自救,较快地对沿海工业的内迁作了部署和安排,并着手实施。接着国民政府在1938年后亦对高等学府、文化设施等的内迁作了一些安排和努力,使得东部沿海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得以内迁,北部一些高校能在破坏严重的情况下联合成校,从而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精华。国民政府教育部本着“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建立专门机构收容和遣送战区青年学生到后方入学。1938年起又设置贷金,凡公立学校籍属战区,经济来源断绝者可申请,毕业工作后交还(后一律改为公费)。专科以上学生获贷金和公费的学生每年常在5~7万人。④对失业的教师进行登记并分配工作。这些措施保证了内迁学校在战时的正常运作。

      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对文化管理也予以一定的关注。当时政治部第三厅设立时,蒋介石就“希望有一个在思想界、文化界威望很高的人来主持第三厅”,“借以收揽人心。”⑤后来就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第三厅汇集了众多的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文化人士,因此被时人称之为“人才内阁”或“名流内阁”。第三厅在存在的两年中,通过其合法的地位,广置人才,大张旗鼓地进行文化宣传活动。第三厅解散后,1940年又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它包容了一大批内迁各界代表人物,扩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以学术研究形式进行合法斗争,跳出了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圈圈”,极大地推动了抗日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在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对文化组织、宣传及著作出版发行也予以一定限度的支持。国民党宣传部、政治部就曾对抗日读物予以资助出版发行。⑥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政治部、宣传部组织写作了多种抗日著作,并得以出版。⑦对一些文艺组织,国民政府也给予财政补贴。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每月得到政府1500元的资助。⑧另外政府还设有中央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用一定专门的经费帮助文艺著作的出版。⑨对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化设施,政府也尽力给予维持。这些经费开支在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中是不多的,但却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特别是内迁文化事业提供了一些生存条件。

      (三)国共合作这一历史背景,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大气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政治大气候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较宽松的环境。

      于国民党政府而言,由于害怕其他势力的增强从而削弱其统治地位,于是就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限制,但它又得顾全作为抗日领导者的面子。因此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极为难地实行一种半开门的策略,如政治部第三厅及以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设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矛盾心态。第三厅解散后,三厅所属大批无党无派文化人士(内迁人士居多)没有着落,周恩来找到政治部长张治中说,这些人你们不要,我们要。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急忙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突然召见郭沫若、田汉等人,说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后就有了这个委员会的产生。⑩而且,国民党作为抗日领导者,需要文化舆论界的支持,这就促使它对文化建设在政策上实行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给抗日的文化以一定限度的扶持。可以说,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政府赢得民众支持的一张牌,同时这张牌又制约它不能偏离这个背景太远,否则人民会脱离它的藩篱走到共产党一边。所以,在整个抗战时期,尽管国民党一直进行着反共活动,有时甚至走到内战的边缘,但它始终未公开放弃联共抗日的基本国策。这种政治大气候的存在,就为抗日的、民主的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留有一些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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