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华北事变”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过程的重要步骤，究其发生的经济原因：一是为摆脱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走上了海外侵略的老路。二是为侵苏备战，国小兵少的日本势必要借助中华之物力。三是建设不断恶化的伪“满洲国”殖民地经济的迫切要求，日寇希望将东北、华北连成一片、互为补充，以稳固“满洲生命线”。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对物产丰饶的战略要冲——华北垂涎已久，挑起“华北事变”为其志所必行。 “九·一八”事变于1931年爆发后，暌隔四载，得陇望蜀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发起大规模侵华攻势，策划了欲使“华北五省特殊化”的“华北事变”。广袤的华北平原既是入关南进的咽喉，更是物产丰饶的宝地，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华北事变”实为日寇进行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蓄谋已久后迈出的关键一步。“华北事变”向来是史学界注目的焦点，论著繁多。笔者不揣谫陋，再从经济角度分析“华北事变”的起因，意在丰富对这一事变考察的历史视角。 一 “华北事变”前日本国内经济困窘，军国主义分子为转嫁危机，加快海外掠夺的侵略步伐。 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其破坏力之强、波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欧美经济频临崩溃，即便远处太平洋一隅的岛国日本亦未能幸免。30年代初，日本已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漩涡中泥足深陷、无力自拔，危机程度较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日本经济根基浅薄。直至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积贫积弱、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封建国家，时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虞。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命运发生了转机，经济开始腾飞，但是，国家经济形态并未彻底改变，事实上，数千年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深留痕迹。从1930年的日本人口普查表中可以获知，在本土6445万的总人口中，居住在小集镇和乡村的约占80%；在从事生产的2962万人中，农业人口将近一半。①就日新月异的工业本身而言，结构也不合现代化的理想，其中技术水平要求低的轻纺业占据压倒性优势，主要工业创汇品为生丝，而钢铁、机械、石油等重工业几近凤毛麟角，只能依赖进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仍是一个农业国，经济基础薄弱。 第二，海外殖民扩张还未充分展开。从殖民地、附属国、势力范围攫取利益是帝国主义国家应变危机之策，日本也不例外。由于较之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对外侵略起步晚，虽然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对俄作战吞占了台湾、澎湖列岛及朝鲜，1931年更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中国东北纳入囊中，但总的说来，日本的海外扩张尚未展开，殖民地也为数不多，分散经济危机的机会较少。 第三，英美施加压力的影响。英美两国对明治维新后迅速强大的日本一直心存戒备，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一·二八”事变窥伺上海的行径直接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更激起了它们的震怒。虽然英美基于利用日本攻击苏联的幻想，决定暂且采取绥靖政策，但是为了稍示薄惩，由它们操纵的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实地调查，并于1932年10月写出报告书敦劝日本撤军。诚然，这种口头谴责不过是英美所作的表面文章，但它在客观上却起了很大的舆论影响作用，抵制日货之风很快就在国际间蔚然兴起。不仅如此，美国还在1933年5月首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5千万元的棉麦借款，并计划派出以拉西曼为首的技术合作驻华代表团，帮助中国发展实业，间接钳制日本。英美压力对于本已不堪危机重负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雪上加霜。 “华北事变”前，日本经济凋蔽零落，社会问题丛生，具体表现为： 农村经济一蹶不振。世界性市场萎缩使得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入超增幅严重，轻纺产品出口锐减，国内的茧丝、棉花因供大于求而价格骤跌。农产品价格滑坡的同时，必需的农用工业品价格却在自私自利的财阀——垄断资本家集团沆瀣一气的协同中居高不下，广大茧农、棉农在这种贵买贱卖的价格剪刀差的作用下陷入了负债生产的恶性循环。此外，30年代初日本各地风灾、水灾、冻灾不断，粮食普遍欠收。人祸肆虐、天灾频仍，农民们挣扎在死亡线上，卖儿鬻女，生活苦不堪言。 日币信用危机，企业难以为继。1931年9月21日，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宣布英镑贬值，这标志了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实行的、以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黄金为货币金属和实行金币流通的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彻底崩溃，从此，世界贸易失去了外汇行市相对稳定的保证。由滨口雄幸内阁决策、从1930年1月11日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日本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滨口此举的本意是减少囤积、降低物价、促进生产合理化，以求健全日本经济体制而渡过难关，但在世界性货币失衡的冲击下，这些振兴计划顿成泡影，与其意愿相反，日元迅速贬值，日本出现了深刻的货币信用危机。除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以黄金套购美元而大发横财外，众多的中小企业在这次金融灾难中纷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其中一部份流回乡间，进一步增加了农村压力，城乡两难使得日本社会动荡不安。 人口压力益形于表，疲软经济无力负载。与工农业不景气相对应的是人口日益膨胀，1929年—1935年间，日本本土人口以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速度上涨，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181人。②人口增长的直接后果是耕地面积缩小、粮食恐慌加剧，这一重担是疲软的日本经济难以承受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