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9月2日，中国代表于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上了历史性的一笔，从而为中国战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更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侵略斗争的巨大胜利。在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民族战争中，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为共赴国难，都作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对其组织机构进行过适应战时需要的改造，国民参政会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新设机构之一。它成立于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正式结束，期间，共举行4届13次大会，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召开了3届10次。虽然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民意机关，如参政员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国民政府指派，它的一切决议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方能有效，从而使它失去了对政府的实际约束力，仅为一个咨询机关。但是，国民参政会作为国民党政策变化的结果，毕竟使国内各派政治势力有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进行政治对话的场所，对于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特殊的作用。 一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象征，在抗战初期起到了振奋人心、共赴抗战的作用。 中国在进入全民抗战阶段之前经历了长达10年的内乱。10年内战期间，国内党派林立、政见纷呈，各行其是，内乱不已。1938年7月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机关，它的出现本身即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在外敌当前的形势下，以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侮的大局为重，由对立、内战，逐渐走上合作抗日的标志，时人称其为对立的阶级、政党、派别间“互相忘记了旧怨”①的表现。而且，国民参政会决不仅仅是一个象征，事实上，它在抗战初期也确实起到了加强国内团结，推动全民抗日的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组成十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参政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共同参与的责任。按照《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说明，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是为“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②。它有正规的民主形式和规章制度，193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对其职权也做了具体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有提出建议案，听取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之权。并规定参政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10天，如有必要时，还可召开临时会议或延长会期。在国民参政会休会期间，设置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以代行其职权③。这些规定，都使国民参政会权利的行使有了一定的保证。而且国民参政会代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既有各省区的地方代表，又有各党派、各重要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中的“著有信望”者参加，还包括了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海外侨胞的代表，基本上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各阶层的意见。人们对国民参政会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郑重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④，以便早日战胜日寇，赢得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对国民参政会则寄予了更大的希望。他们十分珍惜这难得的阵地，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他们欢迎政府开放权力，拥护政府抗战，“共谋民族解放之成功”的拳拳之心。工人阶级，青年学生也为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感到欢欣鼓舞，认为其召开是“广召各方领袖于一党，共襄抗战建国大计，不独于抗战前途裨益良多，抑亦为我国民主政治之实现，获一长足之进步。”⑤ 正是在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积极支持和各界参政员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益于抗战和民主的法案，如《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关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会议还在发表的大会宣言中表示“国难严重”，各党各派“应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而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这些决议和提案顺应了民意，加强了团结，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且会议中所洋溢的各党派平等对话，共商国事的团结气氛，也给饱受内乱之苦的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在抗战初期，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二 国民参政会是爱国进步势力反击投降派别，抑制投降倾向，坚持抗战立场的重要阵地。 抗战期间，汪精卫集团坚持卖国投降的立场，屡次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沦为汉奸卖国贼，投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国人民在艰苦抗日的同时，也与汪精卫集团展开了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由于汪精卫是国民党参政员中的重要分子，故国民参政会就成为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 早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之前，汪精卫集团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合私通，力劝蒋介石接受日本的停战条件，并借国民参政会大造“和平”舆论，提出应注意改善德意关系，这显然是为下一步请德意出面与日本和谈创造条件。还企图使国民参政会通过一个弹劾孔祥熙案，以达到以汪代孔，与日妥协的阴谋。有鉴于此，在第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其他各派爱国势力，对汪氏投降派进行了有力的斗争。虽然由于一部分参政员未能识破汪精卫之流的险恶用心，使《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一案得以通过，但弹劾孔祥熙案却被制止，从而暂时粉碎了投降势力的妥协阴谋。 由于武汉失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不得不移重庆召开，此时，汪精卫投降派的面目已完全暴露。汪精卫一面派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秘密谈判，一面到处讲演、著文，鼓吹“再战必亡”，施放“和平”烟幕。于是，二次大会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成为广大参政员最强烈的呼声。各党派和爱国人士提出多个提案，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议和，必求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年长的参政员，75岁高龄的爱国老人张一麟也在会上提出了《为抗战到底，宜由本会决议宣言，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案》的紧急动议，对汪精卫等人的投降嘴脸予以揭露，并提醒大家应严加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