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对日政策，曾有过两次大的转变，这对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中国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出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加以简略的分析。 一、从不抵抗政策到渐趋强硬政策的转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以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一事变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此，中日民族矛盾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同其它列强间的矛盾。在这困难当头，一切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党派、阶级和阶层，都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纷纷站立起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呼吁和反抗日寇的入侵，并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反抗日寇入侵的救亡运动。 但就在这种严重的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就在事变爆发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迹象十分明显时，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曾急派人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而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竟然于1931年8月16日密电张学良，明白地下达了他的“不抵抗”政策。电文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①张学良将此文的大意，转发东北军长官一体遵守。9月11日，国民党政府通令东北军“遇有日本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9月18日中国东北军以十万火急的电报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蒋介石竟下令“不许冲突”，说什么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②。蒋介石的这一误国政策，不仅使日本帝国主义轻易地侵占了我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而且更严重的是由此进一步引发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欲望，以后它又把侵略的魔爪逐步伸向了热河和关内，并采用威逼、恫吓等手段，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此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的热河的侵占，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那里驻扎，而日军却可以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无形中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东和平、津。然而，当蒋介石得知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的消息时，不仅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而且连声说“好！好！”③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投降到了何种程度！1933年8月，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还对国民政府的人事做了调整。由汪精卫兼外交部长，由唐有任任外交部次长，由孔祥熙任财政部长。这些新任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亲日派。1935年6月，国民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会》，声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接着又于6月下旬和7月初，先后同日本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通过这两个协定实际上又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以上的事实表明，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至华北事变爆发之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所奉行的对日政策是一种妥协的、不抵抗的误国政策，给我国社会的危害极为严重。 但是，自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一系列新的进攻时起，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稍许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何梅协定》签订前后已开始表露出来。1935年5月底，日方施压于中国，要求撤退在河北的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当时蒋介石顾虑如果接受日方的要求，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国民政府的垮台，因而明确表示“应决定拒绝，不能接受”④。但由于缺乏与日本决裂的决心，最后还是同意何应钦避开签字的形式与日方达成了所谓“何梅协定”。之后，国民政府提出了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提议，日方却加以拒绝，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这就使蒋介石感到极大的失望。6月21日，蒋介石发电给何应钦，称：“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明确指示“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⑤其后，蒋介石又指示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限度，中国将不惜任何代价与日本作战。 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进一步变化表现在五全大会上。这次大会于1935年11月召开，是一次重新审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⑥。这是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亲日派多被排除。同时，国民党“准备抗战御侮的工作更加紧了。”除在外交、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外，特别在军事和国防方面加紧了军队的整编扩充工作，国防工程的建设工作、军事后勤准备工作以及国防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虽然国民党的抗战准备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以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它的对日政策已经趋于强硬，尽管还是初步的、不彻底的。 那么，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积极的变化呢？有的人认为，这是日本的侵华已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因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调整了对日政策。有的人则认为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形成了猛烈冲击，等等。当然，以上的这些原因的确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笔者更认为，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转变的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种判断自1934年底起就产生了。因为当时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下，中共领导的红军不仅遭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而且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错误地认为，它的“剿匪”工作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匪祸已经摧陷廓清”⑦，对那些“残余股匪”、“残余共匪”趁此作一、二次重大的打击，或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即可肃清。尤其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后，国民党更加认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告成功、红军“军事已走到绝境”，中共的这些措施是为了“求作政治上的解围”。很有可能通过政治的手段达到灭共安内之目的。既然这样，国民党政府早先提出的“先安内”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因而，国民党政府也就考虑攘外问题了，并将精力部分地由安内转到了攘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