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政府指1923年孙中山建立的大元师府和1925年由此改组而成的国民政府。在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革命政府在孙中山逝世以前实施了联日政策，孙中山逝世以后到北伐前实施了因时因地而异的反日与和日并存政策，北伐开始后实施了以分化日英联合为目的的中立日本政策。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 革命政府 联日 反日 和日 中立日本 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政府，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便确立了反帝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因应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变化，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不同时期实施了不同的对日政策。 一、孙中山逝世以前——联日政策 广东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两个直接的敌人，一个是直系，一个是英国。为了讨伐直系，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了同盟，这样在反直问题上就同日本有了共同的利益。孙中山回广东后仍与苏俄联络，引起了列强的恐慌和不快。而他又积极准备讨伐直系，就使直系的主子英美尤其不满。孙中山同英美的关系，尤其是同视广东为禁的英国关系迅速恶化，英国不断制造事端伺机推倒革命政府。蒋介石曾激愤地说：“我们所处的广东，已经完全到了英国人的势力范围里面。例如前次争海关的事，广东的海关本来应该归我们革命政府管理，然而英国人不肯，他竟派军舰来要打击我们政府。又如这次商团购械风潮，英国领事公然出来干涉，并且说政府再要攻打商团，他便要开炮来打政府。”①孙中山也说“他是在华英人的眼中钉，英人恨他而他更恨英人”②。 为了应付这种险恶的革命环境，孙中山便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他向日本频频发出友好信号，劝阻了广东学生的排日活动，宣称“抵制日货是可耻的”③；东京大地震后，给日本天皇及政府要人发去了恳切的慰问电④；还邀请著名亲日分子梁士诒、徐树铮到广州任职，期望借亲日分子的力量推动与日本的关系⑤；在身边长期聘有数名日本顾问，以便了解日本情况和与日本的联系。 孙中山的一系列措施有所成效，广州日本总领事在给日外务省的电报中说：“国民党对日有好感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对于帝国来说，既要考虑北方政府的立场，同时也不能把同南方的关系轻轻看过。”⑥为了反直的需要，对于革命政府的联日政策给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整个关余事件的始终，只派出了两艘军舰，而且私下里还向广东政府表示“纯为保护侨民及产业，对于关余断不为过度之干涉”⑦。日本的回应反过来又给孙中山以鼓舞。 正当革命政府积极联日的时候，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排日移民法。这件事给日本以很大震动，损伤了日本强国形象，打击了日本的政治声望。日本为了抗衡美国又打起了亚洲牌，《东方杂志》评论道：“在美国排日以后，我们已听到日本人黄种联盟中日亲善的论调了”。⑧日本驻广州领事则向中国学生宣传“中日是同文同种，应一致联合亲爱对付白人”⑨。 日美矛盾的发展和日本国内中日亲善舆论的抬头，进一步增加了孙中山联日的勇气，他开始公开宣传中日联合的主张。他带着几分教训和抱怨的口吻对来访的日本记者说：“余企图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已三十年，因日人淡漠置之，遂未具体实现，以至今日。使当时日本表示赞同，想不至如今次受美国极端的屈辱”，“余此际所望于日本者，忍受此辱，退而静谋亚细亚民族之大结合”。⑩8月9日发表《忠告日本国民书》，呼吁日本反省，“努力于亚洲人种之大团结”(11)。中共的舆论对此也持赞扬态度，宣传道：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东方同盟”运动已经开始，“这个同盟的内容是谋中日俄三国缔结联盟”。(12) 1924年9月，孙中山派李烈钧去日本“联络、宣传、调查”，目的是“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13)李烈钧赴日本是孙中山联日的一个重要举措。1924年底，孙中山访日则把革命政府的联日政策推向了高潮。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认为中国遇到了和平统一的机会，准备提携段、张和平统一中国(14)。因段、张均以日本为靠山，获取日本的谅解和支持就成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关键。所以他反复强调“现今之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余对此一时局深深痛感，无论如何，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15)此时他对中日提携的可能性也存有一些幻想，认为“日本表面上似不受欧美势力之压迫，其实亦与中国同样”(16)，因此就目前世界大势而言，两国“非根本提携不可”(17)。他的老朋友犬养毅加入日本内阁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心理，他致函犬养毅说：“山田君来称，先生入阁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18)所以他决定北上与段、张共商国事之前，“先访问在日本之旧友知己，率直交换意见。”(19) 孙中山在日本停留六天，反复宣传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最重要之点，就是求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统一之国家”。(20) 然而，他判断错了，不仅日本政府冷遇了他，即使他政界的朋友也因他的主张不符合日本利益，没有前来和他恳谈东亚大局，他回国后批评道：“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21)，联日政策失败。 二、从孙中山逝世到北伐——反日与“和日”并存政策 以直系政权的跨台为标志，日本及其走狗又开始成为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势力，成了镇压革命的头号敌人，因此也就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首要目标。所以，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反日大旗，以领导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为起点，将革命政府的联日政策导向反日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