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结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里撷取其三个主要的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即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生成对于中国大文化系统本身的意义、五四新文化结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文化创造主体的意义、五四新文化结构在当代对于中国文化选择和再建的意义。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彼此相关，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也有某种连续性，但它的当代意义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 一、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生成对于中国文化转型的意义 中国大文化系统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可以说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但这一转变过程是缓慢的，带有量的积累的性质，不具有结构变化的特征，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大系统的真正转型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在中西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开始的。中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在中国封闭的文化圈被打开后，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这一大变局，不能不做出应变调整。这一调整即中国文化转型的开始。因此，中国文化的转型带有文化回应的特点。从转型的历史过程看，它首先是以中体西用为纲领，主要在技术子系统的范围内展开。虽然科学的文化基因在这一系统中有所推进，但由于受到中体的限制，技术子系统的转型没有取得独立的意义并发挥相应的效用，甲午中日海战的失败显示了这一点。对失败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制度对技术成长和应用的掣肘，于是文化的调整转向社会关系系统。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对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然而也都以某种程度的失败而告终，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系统没有生成新的独立结构。在这种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五四新文化虽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整个中国文化大系统的状况，但它确实改变了思想文化子系统的状况，形成了五四新文化的结构。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化结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转型取得了某种实际的成果，中国文化的转型有了质的飞跃。这可以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划限得到某种印证，学术界的多数人把中国近代文化的结束与现代文化的开端定在五四时期。 实际上，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实际运作即新文化的传统，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最切实的表现。从分析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几个层面都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流。五四新文化的形式层面——白话文，不论从语言形式还是从文学方面看，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五四新文化的内容层面——科学与民主，也分别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五四运动之后，科学首先进入人生观层面，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获得胜利；继而又进入社会关系系统，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中以主张科学认识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取得胜利，并在此后的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50年代后，又在技术系统中进军，一直到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呐喊，都表明了这一点。综合以上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对五四新文化传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一认识与下述客观事实密切相关：每当人们掀起文化热时，常常要以某种方式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坐标点上，五四新文化思潮在中国现代史上一直时隐时现地起着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五四新文化结构的整体功能效应。与此相对照，戊戌变法的思潮却没有这种后遗效应，它主要作为一笔思想遗产留给后人。五四以后，与知识分子相关的民主运动往往能映出五四的影子，却很少令人感受到戊戌变法的遗风。所以，总起来看，是五四新文化结构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 断言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生成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转型，还应从更深的方面予以探讨和论证。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试图改变中国文化的基因，转变中国文化的类型和性质。五四新文化结构在其文化理论层面认定：中国文化是在家族本位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家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社会基因，中国文化的发生、内容和结构基本上可以由这一基因得到说明。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理论还认定：中国的家族文化是以农业作为经济基础和繁衍背景的，也即中国古代文化从生产方式看是一种农业类型的文化。五四文化理论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概括，触及了中国文化结构的根柢，带有根本的性质。因此，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设置的文化目标——“以个体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使中国文化由农业文化转为工业文化，也就是试图在根本上转变中国文化的结构和性质。这是五四新文化结构对于中国文化转型更为深刻、更为基本的方面，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漫长进程中，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和变革，在总体概念上没有超越五四新文化所提出的基本范畴。五四新文化结构确实规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基点所在。 二、五四新文化结构对于文化创造主体的拯救意义与提升意义 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生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由这一条件所决定的该结构的高度相干性特点，五四新文化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对于文化创造主体——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即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意义和拯救意义。中国文化产生了某种新结构，这种新结构落实到文化主体便不能不诉诸于某种新人。换句话说，以新文化结构为标志的中国文化转型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新的文化主体来负载体现，这就要求在文化方面提升主体。这种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意义，应该说是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方面。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占主导的地位，因为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化大系统和中国文化创造的主体——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新文化结构首先要解决文化主体的生存问题，它要首先以文化转型的方式拯救中华民族。这是新文化结构对于文化主体的另一意义，即关于文化主体生存的意义。 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意义，另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体的拯救意义，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文化结构的完整的历史内蕴，而且尤为显示了它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特点。概而言之，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源于对文化主体的拯救，而对文化主体的拯救又是以对文化主体的提升进行的。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是把握中国近代发展的症结和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