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他们如何处理阶级关系及由此造成的危害。 一、对陈独秀、王明的右倾错误的考察 （一） 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呼声高昂激越，东征北伐所向披靡，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可是不久，血雨腥风便笼罩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直落低谷。人们不会忘记，1927年4月5日，也就是“四·一二”政变前几日发表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相同，根本必须一致。”①难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到1927年4月份还没有觉察蒋介石的政变迹象？还对汪精卫的政治态度一无所知？从1926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陈独秀采取这种立场的动机：“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的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②。原来这是一种策略，它以牺牲民众利益的方式延缓蒋介石脱离革命阵线，并试图用汪精卫来牵制蒋介石。然而恰恰是这样的策略断送了大革命的前程，因为这反映的并不是某些军事首领、政府首脑、政党领袖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一种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表现在对领导权问题的争夺上。 在1925年1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提出过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在1927年4、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有：“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③。但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中共并未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且在与国民党中、右派的斗争中有过三次大让步：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因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结果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选举中国民党右派占了优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处于劣势，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陈独秀等人又坚持右倾退让政策，吹捧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一个柱石”，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所谓“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制造“整理党务案”事件，陈独秀要求中共予以接受，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这些让步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④，实际上是逐步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 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在党的领导权问题上为什么会犯错误呢？我们可从他1923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找到答案。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他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⑤。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等资本主义发达起来，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这个论点的要害在于不承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把农民当作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不是当作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这样，陈独秀从根本上错误地处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关系。虽然他极力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甚至不惜迁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终究事与愿违，不仅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反而遭到严重的削弱。 陈独秀犯右倾错误的原因除了当时中共尚处于幼年时代，在国共两党关系的处理上缺乏经验外，他过于注重国共两党关系本身，忽视党对革命基本群众的引导，阻滞土地革命的进行，放弃对武装斗争的掌握，尤其没有处理好无产阶级与其它各阶级的关系，没有分清敌我友，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这样，他自身的悲剧不可避免，对大革命的失败更难辞其咎。 （二）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矛盾，社会各阶级、阶层、党派，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都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调整了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这时已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伴随着汹涌的抗日浪潮，王明从苏联回国，并再次走上中共政治生活前台。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的基调是坚持抗战，国共合作，但在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却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诚然，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御侮，由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民族利益。但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国民党从未真正平等地对待各党各派，并希图借此控制全国政治局势，这从其后来强调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中可以得到证明。所以后来毛泽东说：“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⑥”这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国共两党除具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之外，还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王明提出的主张的要害也就在于只强调民族利益，忽视了阶级利益，实质是要一切“经过”国民党，将抗战领导权送给国民党。那么，这两者如何协调呢？毛泽东同志有过论述：“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