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斗争形式，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史上的奇观，它对于实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开创全民族的抗日新局面，以至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在全面抗战开始之际，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并没有立即形成，而且它的实施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是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创导者，他对于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历史的考察和研究。 一、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是毛泽东在平、津失陷后正式提出来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非常关注红军如何调赴华北直接对日作战的军事问题。由于时间紧迫，毛泽东来不及对战局形势和敌我友各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所以红军最初的战略方针仍是在国内战争擅长的集中兵力攻势防御的运动战。随着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和对敌我友各方认识的不断深化，毛泽东逐步将红军的战略方针由攻势防御的运动战转变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这个过程中，平、津失陷是转变的转折点。 在平、津失陷前后，毛泽东曾三次提出红军参战方案。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红军参战方案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期间。7月13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由上海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谈话会。当毛泽东得知国民党方面要求红军担任平绥线国防后，即命令红军各部改变准备待命的时间，由原来一个月准备完毕，改为10天。同时于7月14日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并强调指出：“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①可见，运动战是红军最初的抗日战略方针。 为实施这一方针，毛泽东于7月16日制定出一整套红军参战方案。根据这一次国共谈判情况，方案分两种：（一）在国民党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二）在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编成一个三千人的游击师派去。 但是，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很不顺利。蒋介石在谈判中反对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坚持其所设政治训练处没有指挥机关的职能，只能进行联络工作，并蛮横地要朱、毛出洋。正是由于这些关键问题得不到解决，使谈判陷于僵局，毛泽东第一次红军参战方案因此受挫。 正当第二次庐山谈判宣告失败的时候，国民党冀察当局宋哲元的代表于7月19日与侵华日军参谋长桥木签定了三项和平妥协条款。这使毛泽东深刻感到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的严重斗争，从而有必要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事加以总结。于是毛泽东于7月23日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他在文章中提出“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配合起来”。但这是向全国军队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方面”，所以还不能认为是为红军确立了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第二次提出红军参战方案是在云阳红军自行改编时期。当时聚集在云阳的前方红军将领出兵华北求战心切，当他们得知周恩来等在庐山谈判不成，于是向延安提出红军自行改编成3个师1个军，并向全国公布的意见。毛泽东接电后，立即指示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结束同国民党谈判，即返云阳与红军将领们商定改编事宜。 7月2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提出延安方面对改编的意见：“（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这个改编方案针对蒋介石在谈判中在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对红军加以限制的恶劣态度，明显地强调红军在指挥和人事方面独立自主的原则。但从战略方针来看，仍是采用攻势防御的运动战，因为“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战斗区域“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还是独当一面。 毛泽东第三次提出红军参战方案是在平、津失陷后，讨论准备提交国防会议的提案时期。正当红军在云阳积极改编和准备出动华北参加防御战争之际，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宋哲元的让步妥协并没有制止日军的进攻，在全国人民的谴责声中国民党军起而抵抗日军，但几十万军队只抵抗了几天，平、津就很快失陷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实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虽然毛泽东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公开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安，没有抗战决心所致。但是，敌强我弱确是个严峻的事实。国民党军虽说战斗力不如红军，但无论从人数和武器装备上都要优于红军许多。当时红军总数不到4万人，力量单薄，加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最后形成，红军的编制、指挥和给养等问题都未解决，而且出兵行动还要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很大牵制。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着来势凶猛的强大敌人，红军能否独当一面，红军能否进行运动战，确实是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的大问题。 正在这时，毛泽东收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当即决定“拟复以朱、周、叶三人赴京”。毛泽东并指示：这次赴南京须求得“决定国防计划”和“红军作战方针”等问题一同解决。② 为说明红军作战方针，8月1日即平、津失陷后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已到云阳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指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的两条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③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提出的红军参战方案，这与第二次提出的红军参战方案有了根本的改变：第一，不是集中作战而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第二，不是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而是在战役战术上不受束缚。第三，不是主力集中一起出动，而是以出三分之一为适宜，其余兵力逐步使用之。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已改变红军在国内战争时期擅长的运动战的战法，开始确立以游击战为红军的战略方针，虽然此时提出的作为战略方针的游击战还待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完善，但毕竟实现了战略性的转变，迈出了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