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就已有诸多国外人士进行战地考察并写成著述；及至胜利之后，更有许多学者从事有关研究，形成大量著作和论述。在国外，抗日战争史近年来已成为不少学者研究和人们关注的热点。据初步统计，近半世纪发表的抗战史著作和主要论文，美国109种，俄国和前苏联73种，日本307种，此外其他国家尚有一些。今就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做一综述和简评，以供大家研究参考，并请指正。 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早在全面抗战前夜和整个抗战期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福尔曼、爱泼斯坦等数十人来华考察并撰有重要著述。此种初步的研究成果，堪称连篇累牍，为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所不及。及至抗战胜利至50年代，美国本可对中国抗战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却因冷战影响未真正起步。曾经忠实报道抗战期间中共情况的进步学者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到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复苏和迅猛发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始渐兴起，陆续发表和出版了抗战期间美国访华人士所撰若干回忆和涉及抗日根据地、国共合作以及中美关系的多种论述。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逐渐突破“挑战——反应”的模式而倡导中国社会变化特性的探索，抗战史研究亦随之转向中国内部因素为重点并要取横向的分区域和纵向的多层次研究，使研究有所前进。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美国学者来华考察研究以及参加抗战史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更有助美国抗战史研究的开展。这些年来，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亚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民国史研究》、《中共研究通讯》、《日本侵华研究》每多发表抗战研究论文和资料；有关抗战史的专著亦屡有问世，诸如以中国日本“两虎相斗”、国民党的军事失利与政治崩溃、晋察冀边区的抵抗运动、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共产主义运动、抗战中的山东根据地、战争和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抗战的悲壮胜利为主题的著述均有一定质量。 现就美国学者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论著做如下评介。[1]范力沛：《敌与友：中共党史中的统一战线》（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本书系统地考察了中共党史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作者认为，中共是从中国的实际而不是从俄国人的愿望出发、独立自主地制订了那些政策。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2]入昭：《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日裔教授。此文鼓吹“由于日本的卷入，满洲…成了日本人、满洲人、汉人及其他种族在日本领导下共存共荣之地”。当论及日本人相信其侵略“有助增强日本人的荣誉、声望和扩张心理”这一思想时，作者仅仅看成为“留给国际主义意识的空间太小了”。可见作者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含糊其词的态度。[3]马克·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哈佛大学出版1971版）。作者认为，所为“延安道路”，不仅是指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情况，而且包括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全部革命经验。陕甘宁边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模范地区。“毛泽东和许多最高领导人所特有的远见卓识，实际上就是出自边区首府延安的各种见解构成的。”这些观点均有其独到之处。[4]戴维·保尔森：《华北一省的战争与革命：山东1937—1945》（载凯斯林·哈特福编《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一书，纽约1989年版）。作者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赋予自己民族主义的色彩……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它们并不总是符合一心一意抗日的爱国主义的形象的”。作者在这里采取“貌似公正”的态度，抹煞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属性的本质差别。[5]爱德华·佛里德曼等：《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单行本，1986年版）。作者在革命根据地实地考察后认为，虽然从有关农民运动和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各种解释中都可以得到部分真理，但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决于被剥削农民的运动和根据中共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作者能有此见解与其多次来华考察有关。[6]易劳逸：《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版）。内容包括最初的战役和战略、战争动员、军队状况恶化、外国军事援助、灾难性通货膨胀、工业基础薄弱、政治腐败。作者惯以“类似地质学家研究地球断层的方法”，“在众多断层中摘取一典型事例”，“避免陷于就事论事”①，使其著述具有自己的特色。[7]齐锡生：《抗战期间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利和政治崩溃》（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该书指出国民党没有群众比战争给它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终于导致自身的毁灭。至于毁灭的阶级根源作者未做深层次的分析。[8]欧文·拉铁摩尔：《中国回忆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东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记述作者在中国与领导人物接触的经历和作者被冠以“苏联间谍”在美国遭受迫害的世态炎凉。本书颇具史料价值。[9]阿瑟·尼·杨格：《中国和外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本书详记抗战时外国援华活动。作者谴责西方国家存在“一种不好的情绪，非难中国的立场”，忽视中国与日本奋战时所作出的巨大牺牲。[10]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哥仑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认为当初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人不了解中国“政治的性质”，未能吸收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意见而采取了偏袒国民党一方的决策，以致最后“丢失”中国。[11]周锡瑞：《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大战时期的报告》（纽约1974年版）。它为美国了解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事政治力量和发展前景，提供具有权威的第一手材料。[12]李欧梵：《文学潮流（一）：走上革命之路》（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版）。作者认为“毛泽东对文学的政治性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但他对更为严格的文学问题的探讨——特别是他试图发展文学批评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暴露了门外汉的肤浅”。他“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主题和题材，强加了一些限制”，这样做“只能起到进一步削弱产生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所需要的那种创造力”②。作者这些论述有的显然是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合的。[13]博伊尔：《中日战争：政治勾结》（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书主要叙述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关于侵华策略的争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并在中国扶植华北、华中、蒙疆、汪精卫傀儡政权的经过，以及日、汪、蒋在整个战争期间既勾结又斗争的关系。由于作者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石原莞尔、汪精卫多进行美化，而对中共和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几乎没有涉及。 根据美国研究中国抗战的历程和成果，可做如下概括：一、在研究取向上，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亦无论当时考察和事后研究，美国学者比较重视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这从战时记者的纷至沓来和近年研究者的定点考察就可说明。这正如毛泽东1959年所说，“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总的说来，西方一方面轻视我们，另一方面不得不研究我们”③，在相当时间内大体如此。二、在研究内容上颇为宽阔，亦多可取之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抗战的历史实际并力求对涉及的问题作出分析，例如对中共的独立自主方针、延安道路以及中外关系的某些侧面和史料对我们的研究都是富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三、在研究资料方面，力求广泛地收集国内外资料并有准确根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部分重视借助第一手资料和华裔学者研究成果以提高资料的可靠性。四、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抗战史的宏观、微观研究相给合，注意运用比较研究、数量分析、心态史学，使其思考角度具有新意。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各异和史料不足的限制，有些论著仍有不足之处：一、在关于中日关系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存在“侵略有理论”，对日本侵华的企图和罪行，缺乏必要的揭示和公正的评价。二、在关于国共关系上以至中共内部矛盾以及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上是“权力斗争论”、“中共控制论”，忽略中共与国民党性质的根本区别。三、在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上，忽略甚至贬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对中国抗战研究不够亦难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完整的评价。四、在资料利用上，对中文抗战史料的掌握 和理解不够。有的研究基本把中国当作若干大国玩弄策略的对象，未能依据丰富资料确切阐明中国战时外交的目的和内容。五、在研究方法上，有的抗战著述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以主观推断代替史实分析的现象仍有存在。 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俄国作为当年反法西斯阵营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不免有些滞后。在抗战期间，也有若干记者访华，还有许多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但在当时和以后他们也只是写过个别报道和回忆。因而对于抗战实际情况的调查成果所留较少。至于当时的专书，现可见到的仅有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东北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两种；论文尚有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攻、中国的无产队级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人阶级与妇女、华北游击战等内容。至五六十年代渐有较系统的专著出版，其中包括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工人阶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美国立场、美亚事件、赫尔利赴华使命的失败、抗日战争中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等主题。至七八十年代研究比以前更为广泛，专著有中国战线、战时工人运动史、战时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后果，战时解放区政权、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战时中苏关系；论文则多涉及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国知识分子、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苏联顾问、苏联在中国抗战胜利中的作用、毛分子与“百团大战”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著和回忆有严重意识形态斗争的痕迹。及至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论述渐重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