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反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神圣战争中，山西抗战成为最光辉、壮丽的篇章之一。 山西抗战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密部署与发动的。它是抗战爆发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源头，也是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依托。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实行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也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据以领导与指挥华北抗战的“神经中枢”。山西抗战的发动、坚持和发展，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扩大，直接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因此，山西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特殊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系统、深入地揭示山西抗战的历史全貌，是很有意义的。 山西抗战的发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开展抗日战争的起点。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工夫，日军就于7月29日侵占北平，30日侵占天津。紧接着，日军又以平、津为基地，分兵四路向华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一路沿平绥线向绥远的包头目标前进；一路沿平绥、同蒲线向山西的太原目标前进；一路沿平汉线向河南的新乡目标前进；一路沿津浦线向山东的德州目标前进。日军的这一作战方略，是实行“两翼箝制，中央突破”，即假平绥、津浦两线，从东西两翼进行战略箝制，由同蒲、平汉两线直入纵深，实现中央突破。以此态势，欲首先夺取上述四点，进而从四点出发，实行战略展开，将国民党军队迂回歼灭、击溃或最低限度压缩到黄河南岸，一举侵吞整个华北。然而，在日军的眼里，把四点中的太原看作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26页）：太原为山西省会，又系晋境交通枢纽，而山西则为华北屋脊，北中国的锁钥。夺取了太原，即可夺取山西；夺取了山西，即可固守平、津，侵夺华北，进取中原，迂回西北。因此，加紧会攻山西就成为日军侵夺华北、吞灭中国的总战略的首要目标，而迅速夺取太原又成为它这一首要战略目标的突破点。于是，在所谓“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计划下，日军以强大的攻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一道道防线，把侵略战火从平、津、冀、察、绥，烧到晋北，开始将恒山山脉当作侵吞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夺取，造成了向太原纵深进击的态势。而此时阎锡山指挥下的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队，亦已钝挫锐气，丧失战斗能力，根本无法阻滞日军的战略进攻，破坏敌人的战略计划。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在华北正规战争的溃败局势，依据已经造成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及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毛泽东在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形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向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9月中、下旬，就首先发动与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向八路军和华北党组织作了指示和部署。其指示和部署的中心内容和主导思想是：第一，广泛向国民党解释，深入阐明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第二，改变原定的集中于一点的部署，实施新的多点活动的战略部署；第三，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第四，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第五，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大有利于在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战略部署，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成功地在山西发动和开展起来，从而使它担负起挽救华北抗战危机，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北解放区战场的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在指示中还特别强调了山西应划分为四个战略区和八路军部队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重大战略意义。他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区，我以此四个区域实行战略展开，必将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他还指出：无论如何不能集中于恒山一区，集中于一区不但使我军难以立足，而且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势必陷入于敌人的战略大迂回中。这就是说，首先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敌后高原山区根据地，便造成了具有双重意义的即对内对外的战略支点：对内，即在山西境内，我们可以凭借这四块根据地站稳脚跟，并通过这四块根据地相互联系、彼此策应，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形成战略包围圈，有力地箝制和打击敌军，使山西成为我党我军实行与坚持抗战的“立足点”；对外，我们又可依托这四个战略支点，伸展四臂，向外扩大，囊括华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策应中原地区，使山西成为我党我军扩大与发展抗战的“出发地”。 事情十分明白，在山西首先发动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严重关头果断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经过毛泽东深思熟虑、运筹帷幄而精心设计出来的。这一战略部署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党我军避免了难以估量的挫折和损失，对伟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勃兴和胜利开展起了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永远证明，它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的光辉篇章，是人类革命战争史上的一部不朽杰作。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三师（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主力部队相继开赴五台山（恒山山脉南段）、管涔山和太行山区，首先进占同蒲线以东的晋东北、同蒲线以西的晋西北和正太线以南的晋东南等战略要地，并在这些区域中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 为配合与支持八路军的战略行动，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北方局把工作重心放在山西，并且以山西为中心又新组建了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将中共山西工委改组为山西省委，同北方局一道移驻晋西南地区。与此同时，北方局还调迁大批干部到山西来，充实和加强了各个省委的领导力量。这样，八路军和华北党组织汇聚一起，就形成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巨大合力。 而且，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奉毛泽东之令亲赴山西前线，以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头脑和智慧之光，成功地推动了我党同国民党及其山西地方当局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光荣地担负起了指挥三晋大地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重任。 先期抵达晋东北的八路军第115师，就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并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大胜利。这一胜利，拉开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帷幕，谱写出了中国抗战以来的新篇章，给国民党所导致的“混乱溃败的战局，以初步的稳定，兴奋了山西、华北以至全国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一往无敌的气焰，减杀不少”，从而迫使其不得不更动作战部署，由“原来大规模的长距离的战略迂回与放肆的急进”，改变为“集结主力的正面推进”（朱德：《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解放》第43、44期）。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三师部队又连续出击敌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了腰站、井坪、宁武、冯家沟、雁门关、阳明堡、王董堡、七亘村、黄崖底、沾尚至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忻口战役的作战，并使之成为国共两军合作抗战的一个光辉范例。据统计，从平型关大捷至太原失守的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内，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毙敌1.1万余人，缴获和摧毁敌大量军用物资，从而重创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挫灭了敌人长驱直下太原和一个月侵吞山西的黄粱美梦，阻滞了敌人的战略进攻。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战的最初胜利，它标志着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兴起，开始显示出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威力。这个威力，不单单是八路军打了一系列胜仗，而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八路军发动和武装了人民群众，开拓出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块游击区，创造了抗日游击战争赖以坚持、发展的初步基础和战略支点。有鉴于此，任弼时把这一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誉为“模范的游击战争”（《山西抗战的回忆》三，1938年1月15日《新华日报》）；王若飞亦将山西称作“展开华北游击战争的中心”，“华北抗战的中心”和“收复华北失地的根据地”（《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解放》第21期）；毛泽东更把山西抗战看成关系抗战全局的根本一着，说它“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