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企业的特殊合理性研究

作者简介:
郑文哲 浙江师范大学 丁栋虹 复旦大学 刘蓉 中南大学

原文出处:
企业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22
分类名称: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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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制企业具有节省创业成本、提高决策效率、规避代理风险、降低交易费用、增强凝聚力等功能或一般合理性,这是家族制企业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内在根源。正是家族制企业本身所固有的这些内在优势,才使得家族制企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不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初期,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是一种普遍的企业制度。根据钱德勒的分析,在生产、市场和管理三个方面的客观条件具备之后,美国的古典家族制很快就完成企业制度的创新,将生产经营管理权移交给支薪经理阶层,成功地摆脱了新条件下家族制对企业扩张的制约。但是移植到华人世界后,我们就会发现,现实中的华人家族制企业在具备这些客观条件后,即使在规模很大时也不会彻底分离,甚至相反。在主持者家族拥有的所有权比例已经很小的情况下,经营权仍能在主持者家族中父子相传。

      为什么家族制企业的制度变迁路径或演进进程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差异?为什么一些国家仍以家族企业为主,而另一些国家则更多地是经理式企业制度?这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家族制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中国普遍主要的有效的企业制度,主要在于其有以下存在的特殊合理性。

       非正式约束增强了制度文化基础

      从深层次分析,中国家族制企业的盛行与中国文化甚至东方文化的传统有关。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高度重视家庭关系和私人信任,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传统。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庭伦理和家族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且是个决定性的要素。

      正因为以上原因,中国的企业制度包括管理制度就不可避免地打上家族制的烙印。这种烙印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形成的约定俗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难以迅速改变。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约束在制度的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径依赖性的来源。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家族制企业,在其制度变迁的路径演进中不能不对“家文化”产生依赖。从一定的意义上,家族制企业是植根于中国传统“家文化”土壤上的具有极强适应性与延伸性的企业制度安排。

      低信任度的社会环境强化了制度需求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而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的分工合作,没有信用制度的支持是不可能扩展到家族或血缘关系的支撑范围以外的。信用制度包括法律形式和文化观念两种形态,而后者是根本。虽然中国有大量的关于“信用”的古训和格言,但实际上,目前中国还是个低信任度的国家,对人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难以超越家族血亲关系,从而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由于缺乏一种社会范围合作的信用基础,要推动华人家族企业通过西方所谓的“管理革命”,即把权力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并把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明确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此外,中国当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法制不健全、社会道德秩序失衡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都加剧了信用制度缺失的状况。

      在信用严重缺失的社会环境下,家族制企业比非家族制企业具有更高的经营绩效。现代企业制度如经理人公司建立在市场规划、民主、法制、信用、契约关系较为健全的基础之上,或者说经理人企业需要健全的制度环境。而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还很不完善,其直接结果就是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由此也就决定了处于这种制度环境中的经理人企业无法有效发挥其制度效率。与此相反,家族制企业,由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激励监督机制,因而成为现今中国比其他企业制度相对较为有效与较为可靠的企业制度。当企业在资金、信息、原材料的获取与产品的销售往往不能通过正常的公开的透明的市场交易或者正式的制度途径来实现,而需要通过计划、审批、政策、行政权力等来分配或获得,因而还存在相当比例的“灰色”交易或“黑箱操作”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要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是很困难的。于是,家庭血缘关系就成了潜在的社会准则,用“自己人”或“熟人”治理,是企业的理性选择。

      特殊主义拓展了制度适用边界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中国是个“低成本文化”的国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信息是不规范的,经常被当作一种特殊的权力被个人占有。与此相适应的交易模式,是建立在特殊人情关系基础上的家族网络式的交易模式。个人可以通过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家族或准家族关系网络这种社会资本摄取各种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许多方面的数据事实都证明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机会、资源获得和企业发展规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雷丁根据对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企业的实证研究,认为华人企业具有“弱组织和强网络”的普遍特点。家庭企业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相比,是不能与之竞争的,是软弱的。而以这种家庭企业为主的华人经济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弥补了组织软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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