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38年12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关键词 汪精卫 叛国投敌 高宗武 对日交涉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际，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脱逃重庆，随后，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了汪记“国民政府”，成为对日抗战时期卖国投敌的汉奸首要。汪精卫如何与日本勾结以至脱逃和成立伪政权的？始作俑者，便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本文拟就高宗武对日秘密交涉与亲日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作一概要论述。 一、香港浅水湾会谈，首开秘密交涉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发表了首次对华政策声明，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8日，撤回驻华大使。20日，中国政府也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关系于是断绝。但是，为时不久，由于高宗武与日本方面开始了秘密交涉，由此而为汪精卫暗中与日勾结，叛国投敌打开了渠道。 高宗武何许人也？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为何敢于与敌国暗中交涉？高宗武生于1906年，浙江温州人，原名敏，字青邱。1928年赴日留学，入九洲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政治学；1931年3月毕业，继入东京帝国大学。未等毕业，即1932年3月返国，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步步入侵，因此，中日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交涉的首要问题。同年6月，由外交部主持编辑出版了《外交评论》月刊，高宗武是该刊的特约撰稿人。从该刊创刊至翌年6月，高宗武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日本研究的论文，如《最近日本之总观察》、《日方之法西斯蒂运动》、《东北事变以来日本之对华外交》、《论日外相广田之演说》、《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等等。以他对日本的深刻了解，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展露了对政治的洞察力，得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尝识，旋即被任命为交通部邮政总局主任秘书。1934年8月，在北平与日本进行的华北与伪满通邮谈判中，高宗武被任命为中方首席委员。通过此次谈判，显示了其外交才能，遂被调任外交部专员。1935年5月30日，被任命署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翌年7月18日任命为该司司长），时年29岁。这在当时的外交界来说，可谓年轻的干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主“和”不主战，鼓吹“冤仇宜解不宜结”①，力谋与日本妥协。高宗武不仅主张卢沟桥事变不扩大，应作为地方事件处理，而且主张“使中日关系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②因此，也与汪精卫一样，力主与日本直接交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8月1日和9日，高宗武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与日方进行过两次交涉，谈判未果。就在近卫文磨声明发表的前后，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奉高宗武之命，便在上海与原日本满铁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进行了秘密会见。2月25日，在西义显的陪同下，前往日本东京，与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晴，以及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会见，获知日本“确实有和平的意向”③，并带回了影佐祯昭写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张群，要蒋继续派人向日本乞降的书信。董于3月10日由日本到大连，会见了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后，转赴上海。与此同时，时在汉口的司长高宗武，则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于2月22日由汉口前往香港，在香港设立了日本研究所，自任主任。 3月15日，当董道宁由大连抵达上海时，高宗武已于此前由香港到了上海，会晤了日本同盟社驻上海分社兼东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近卫文磨智囊团的要员，与西义显一样，都负有对华进行诱降的使命。高听取了董道宁有关日本之行的报告后，决定在香港与日方作进一步谈判。于是，偕董道宁前往香港。3月27日，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董道宁与松本重治、西义显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就实现中日“和平”问题进行了会谈，并拜为把兄弟。高宗武排行第四，取名“四郎”，由此结成所谓中日以外的“第三势力”。 4月2日，高宗武偕董道宁飞返汉口，向蒋介石等报告了董道宁赴日及在香港与日人的交涉情况，转交了影佐祯昭的书信。14日，高宗武飞往香港，向西义显等人转告了蒋介石关于实现和平的表示，即首先必须停战，“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等等④。当时，正值日军进攻徐州之际，妄图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因此，蒋的要求为日本拒绝。 高宗武与日方的此次交涉，虽然毫无结果，但却首开中日间的秘密交涉之途。 二、首次秘密赴日，促汪主和 当高宗武在香港暗中与日方交涉之时，日本外务省也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开始了直接对汪精卫的诱降活动。从1938年3月至6日，柯莱通过驻汉口的意大利领事，多次与汪晤谈，除转告日本要求蒋介石必须“下野”，由汪精卫取代蒋介石掌握武汉政府的权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外，还提出由汪精卫亲往东京，与日本当局进行交涉，如不能赴日，则给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写信等项要求⑤。妄图以此卑劣手段，分裂抗战阵线，达到不战而亡中国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