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为解决“五四”时期陈独秀介入“政治”与否而为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位一直充满政治热情的人物由“行”而“知”的转变众说不一，而且有着不同程度的偏颇。但归根结底还都是流于对陈独秀不以“批评时政”为旨的声言之理解，从而得出了不涉政治的皮相之论。比如有的学者就曾这样轻率地将政治和文化作了水与火的处理：“他（指陈独秀）在文化战线上是勇敢的斗士，到了政治战线上便成了软弱的懦夫；空说些政治原则时，好象还激昂，涉及现实政治时，便失去了勇气。”①更有甚者，这种现象竟成了“思想上的两重性”——“革命性的一面和妥协性的一面。”②如果说这些说法不免有“历史”的痕迹，不必苛求的话，那么时至今日，顺从海外来风将《新青年》说成因惧怕袁世凯反动势力而不涉时政就不可回避了③。当另一位美国学者把“一直到1919年，陈独秀始终一丝不苟地遵循政治上不参与的原则”④作为证据填补空白时，我们尤感如是。笔者以为，在“不谈政治”与“谈政治”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表象与历史的真实相左的悖论。若是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形成对话，我们就很难理解陈独秀政治心态的真实内蕴，也就无法对这一历史悖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由此，本文在对“谈”与“不谈”作一扫描后，继之将“谈”的内容作实性分析，同时也对其角色转换的动因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 关于不涉政治与“谈政治”，本来就是一个悖论。值得说明的是，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并非一个心理或说思想变化过程，而只是潜意识的显现、外化。换言之，“不谈政治”是意识中显露的层次，“谈政治”是意识中潜隐的层次。下面本文就从“五四”实际出发考察一下陈独秀心理流程的来龙去脉。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即申明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⑤1917年7月陈再次声明：“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⑥这些都是学界同仁得出陈不愿与政治为伍的主要事实根据。勿庸讳言，从文字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真实。然而时隔一年陈独秀的“食言”却又不能不令人“瞠目”：“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说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⑦1918年7月陈独秀的这段表白其实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输”的表现。毕竟，压抑在心里最底层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不甘寂寞，以至于陈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为自己开脱：“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取权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⑧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政治底价值是什么”，但就先前与同仁的契定而言，也堪称是对诺言的“食言”了。将不愿谈政治的责任推给同仁，一样使陈独秀尴尬，这从他最亲近的朋友胡适的回忆中可窥见一斑：“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⑨ 从胡适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确是他与陈独秀等同仁的默契。而且两人对后来的角色转换的心理动因却异口同声。诚然，如其所言，作为“政治人”，只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他就不可能逃避政治。就此而言，他们的有违初衷，实在有些“逼上梁山”的味道。关键还在于，在“逼上梁山”的背后有着更为值得论析的内在真实。我们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的渐进流变过程中不难由“微言”见“大义”。 《新青年》杂志同仁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一开始就将“政治”与文化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切割后的文化与政治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更何况这种切割只是一种表式上的偶然，而非质意的必然呢？必须看到，无论是谈与不谈，也无论是陈还是胡，其溢于言表之辞中每每都出现“辅导青年修养”与“政治因素”的对立问题。从这种“言必称”的对立并论中隐约可见其不可思议的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愈是当事者强调两者的对立，愈令人感到两者外疏内亲。其实笔者对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暖昧并不是乱出狂言，从胡适所说的从思想文化这些“非政治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这一悖论中我们不正可以求证到一些蛛丝马迹吗？这样的例子很明显地表现在陈独秀的言辞中。众所周知，《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那段声明已够明晰的，无非是以辅导青年修养为天职，不以“批评时政”为宗旨。然而时值1917年7月那篇《答顾克刚》中对“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的发挥就显得有些画蛇添足。当胡适将“教育思想文化”列“为政治的因子”与“政治”相对时，当陈独秀把“青年修养”与“政治”作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处理后，我们同样感到这种简单的划定背后潜隐着即将来临的困窘。 果不其然，就在答顾克刚的公开信中作了明确声言之后不到一年，陈独秀便有了有违初衷的逆转：“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⑩针对外界批评和形势所逼，陈独秀本来想为自己开脱，但他并未因此找到一个轻松的“台阶”，连他本人后来也不能不对自己难以自圆其说的立论感到苍白：“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11)因此，他不得不在1920年9月专此撰写《谈政治》一文为其陡转辩护。 二、“谈政治”的方位与内涵 令人费解的关键在于，在种种声明背后，陈独秀一直是一位关心和追求政治理想的学者。这也是有人将其说成是学者加战士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满意陈独秀的“此一时”与“彼一时”。笔者同意他本人所承认的“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之自谦，同时需要他个人出面对此作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