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案例谈起 2002年，湖南长沙传出一个颇令人意外的消息，长沙私企纳税大户远大集团要从长沙出走！在随后而来的记者调查中，远大执行总裁张跃谈到迁到北京的原因之一因为周边卫生不好，很头痛。而了解远大的消息人士透露，远大迁到北京的重要原因是远大要做国际大公司，面向全世界。在首都，企业计划实施会更方便；远大无形资产会增加；信息将更灵通；文化氛围更浓厚；远大更容易招来高级人才。而在长沙，这诸多便利是不存在的。 远大迁移只不过是近几年来众多企业迁移中的一个最新案例。大约从1996年起，全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就开始有类似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比较著名的企业如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江苏的春兰，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等将总部迁往上海。广东顺德的科龙集团将总部迁往香港。山东的浪潮集团，湖南长沙的创智将总部迁往北京。还有世界著名的联合利华最近准备将其上海的工厂迁往安徽。 企业迁移自然会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不小的震荡，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经济学者们似乎一言不发。企业为什么会迁移？为什么迁移的大都是民营企业？企业迁移对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地方的投资环境有什么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简略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说的企业主要指制造业企业，迁移也大多指企业总部的迁移。 企业迁移的动因分析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的经济地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一些著名的企业大都崛起于中小城市。例如春兰在江苏的泰州，小天鹅在江苏无锡，海尔、海信在山东青岛，美的、格兰仕、科龙在广东顺德，长虹在四川绵阳。我们固然可以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是难免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众多的大企业出现在中小城市？附带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大企业为什么都集中在制造业？我自己的解释是下列三个原因：第一，大城市（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商务成本是这些企业创业之初难以承受的。第二，在经济转轨期间，大城市往往更多地控制着各种稀缺资源，使得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形势要大大好于中小城市，造成大城市欠缺改革的动力。而一个大企业的成长往往要突破各种陈旧的规范的束缚（改革就是违规？）。第三，大城市往往是国有大型企业的集中地，民营小企业在夹缝中求得生存颇为艰难。以上三点决定了大城市并不是民营制造业企业创业的最佳选择。反过来由于改革之初财政包干制的实施，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大增，可以说这些企业崛起于中小城市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20余年过去后，昔日的小企业今天已变成年销售额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企业。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企业纷纷出走呢？ 第一，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素的改变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一个企业发展所需的要素无外乎以下几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还要加上销售或服务网络。这些要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同时这些要素在不同城市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日益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必须想方设法做大做强以抗衡对手。一些大企业发现，如果继续偏居中小城市，其发展的瓶颈逐渐暴露。例如，交通的落后、信息的闭塞、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缺乏以及进一步筹资遇到困难，等等。1999年东方希望集团将总部迁往上海，刘永行说：“要做成一个全国性的集团公司，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东方希望总部迁到上海后，感觉坐飞机就像坐公交车，不用预订，临时就可买到机票，甚至5分钟前赶到也能买到。”2003年年初，吉利集团迁到杭州，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从2015年800亿元产销量的目标看，吉利面临着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的问题，迁到杭州背靠省政府，浙江省政府很有可能会成为吉利在国内上市以及与省内外银行合作的坚强后盾。事实也果真如此。据悉，在吉利迁移仪式上，有包括浙江省市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上海银行等12家银行的高层领导出席。显然，两家企业的迁移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前者强调上海的交通优势，后者强调杭州的资本优势，这些正是企业迁移之前的瓶颈。 第二，政府间竞争的愈演愈烈是企业迁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钱颖一和Roland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谈到，假设资本可以在各省市间自由流动，则财政分权将迫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以吸引外资，其竞争的手段就是提高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的机会成本增加最终迫使地方政府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Qian and Roland,1998)。如果说以前的政府间竞争主要放在吸引外资身上，那么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民营资本同样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并且凡是民营资本雄厚的地区，其就业、税收、经济增长速度都名列前茅。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开始转向争相吸引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集团落户，政策优惠力度越来越大。优惠的政策和更好的投资环境对一些大企业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上海市为了吸引大型民营企业集团总部落户以解除当地政府的后顾之忧，有一条规定，迁来的企业当年创造的收益按照上一年的基数返还，新增的一块还要与当地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分成。如果迁往浦东条件更是优惠。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政府间的竞争也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例如重复建设和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典型的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5个机场），过度的税收优惠和极低的土地价格，将影响公平竞争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近几年吸引外资名列全国前茅的苏南地区为例，尽管苏南地区的土地供应紧张，但地价仍在不断地降低，许多地块以低于成本价进行出让。苏州园区约为15万元／亩，县市园区大多低于5万元／亩。而苏南开发区的土地实际开发成本在25万～35万元之间（中国经营报，2003年3月4日）。地方财政不但补贴土地价差，还补贴水电增容费，优惠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