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1;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3)01-0023-04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海外华人家族企业影响力的扩大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日益凸显，华人家族管理模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欲就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略谈管见。 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有着悠久的“家文化”传统，“家族主义”与“泛家族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普遍的，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组织与单位中，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最盛行的时期也是如此，只不过是以潜在的形式而存在。在体制转型时期，家文化与家族企业的勃发应是不足为怪的。正如爱森斯塔所说：“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1](PP209-210)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规则逐渐失效，市场经济规则还在逐步地建立中，因而家族规则就自然成为私营企业的运行规范。几千年的家文化传统对企业的组织和管理行为、对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而，重视对当代中国家族式民营（包括私营）企业以及海外华人企业的管理行为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加深对华人企业组织制度形式和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可以引发我们去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催生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故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是一个具有时代价值的理论课题。 从哲学意义上讲，所谓模式通常是指事物的某种抽象与概括，是客观事物脱离了具体内容的某些属性的表述。因此，管理模式可以看作是管理知识或管理实践所具有的属性的概括与抽象。而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是指对华人家族企业管理实践所具有的属性的概括与抽象。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其一，家长权威制度。家族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国有君，一家有长。在这种家长权威的影响下，企业的经营者往往表现出专权与教诲相结合的家长集权式领导作风，公司大权一般集中在总裁或几个高层管理者手中。他们作出的决策无须经过民主讨论，要求下属对上司绝对服从。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一个家庭或家族就是一个小的组织机构。其主要特征是：父系、父权、父治，依血统而计亲疏，父的身份和权力传于子，子女受父的支配，财产实行长子继承制，在家庭中人们形成了权威的观念和服从的习惯。这种服从权威的观念和习惯被移植进家族企业中，形成了家族企业管理中的家长权威制度。同时，由于家族企业结构简单，企业充满了家长作风，企业主支配决策程序，家族式交易方式中信息主要集中于家族首领，家族首领建立在一种等级结构的人际关系基础上，因而，在这种组织里，企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依靠家长权威来运行。 其二，亲情规则。家族企业的内部管理运作不是依靠明确的规章制度以及合理、完善的机制，而是凭借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与企业内部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的“亲情关系”。家族企业的管理人员主要是由家族成员构成，这与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有关。家族是由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所构成的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姓氏，具有血缘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家族还需要一整套制度的保证，这包括家族的组织、家族的祠堂、家族成员间制度化的行为模式，以及作为家族关系记载的族谱等。家族制度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企业开办之初，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亲属、朋友等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企业的管理人员大多与企业主有亲情关系。 其三，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合。在家族企业中，所有权被家族牢牢控制并在家族内代代相传。随着所有权在家族中的传递，控制权也相应地在家族内传袭。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对公司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非常看重，所以，在美国企业制度的发展中，出现的“经理革命”在家庭企业中是较少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些华人家族企业出于企业本身发展的需要将其公司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大众，但是，家族本身还是确保对公司的最大股权以及对董事会的控制权。 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人文关怀度 特定的管理模式需要特定的人文关怀，亦即特定的管理模式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基质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1976年）一书中，将文化分成“高文本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文本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所有“高文本文化”，就是像美国社会那种清晰和非人格化的，人们通过各种契约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在“低文本文化”（典型的如中国和日本）中，人们更喜欢作含糊和间接的交流，而且信息交流较多依靠事前人们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低文本文化”，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与这种不规范的信息社会相对应的交易方式往往采用家族型的交易方式。中国的管理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坚持“儒家为体，百家为用”的前提下，衍生出较为系统的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这表现在： 其一，中国文化形成的最为直接的基础是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它奠定了家族本位、人伦本位的文化基调。正如梁漱溟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所作的阐述：中国社会构造的根基在家庭，西方社会的根基在个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借伦理而组织社会，削减了个人与团体的对立，因而是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人重集团生活而轻家庭生活，靠宗教来统摄个人、凝聚社会，从而确定了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因而西方社会被称为“个人本位”的社会。在我国，这种社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的整合运作，导致了人们对情理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