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日本存在的“皇国史观”变种

——侵略有理史观

作 者:
沈予 

作者简介:
沈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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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军国主义被中国和反法西斯盟国打败,无条件投降已经50年了。但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战后日本出现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战争责任论”和反对“东京审判”史观等诸多论调。伴随这些论调的抬头,产生种种政治现象,诸如:日本政府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否认侵略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内阁总理大臣和不少阁员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一些大臣不时地出面公开否认“十五年战争”为侵略战争。

      如果追根溯源,就不难发现战后日本存在着一种同过去的“皇国史观”息息相通的侵略有理史观。

      本文拟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剖析战后日本某些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入手,探讨这种以“否定战争责任”为核心的侵略有理史观的内涵、谬误的实质、产生的根源及其政治影响,以求匡正视听。

      一

      1931-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的主战场是在中国。因此,这里拟围绕日本对华战争来剖析战后某些历史著作所持侵略有理史观的内涵。

      侵略有理史观在14年日本对华战争问题上大体显示三个重点:一是歪曲发生对华战争的原因;二是美化日本军国主义,歪曲对华战争的性质;三是抵赖和否认日本武装部队在中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第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某些历史论著歪曲发生对华战争的原因。不承认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恣意颠倒是非,将两次开战的起因归咎于中国方面,硬说为中国“收回国权”“排日侮日”所引发,日本动用武力,乃系“自卫”。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压力”说和“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

      1952年出版的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动乱》是九一八事变起因“中国压力”说的首倡者。重光葵写道:

      ‘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前半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回答日本公使的询问,确认中国‘不但收回外国利权,且包括满洲;并讲到中国方面对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也都将按照公布的顺序准备收回。’‘中国革命外交在王正廷的主导下已经在全国发挥作用了’。这‘严重地刺激了日本的军部。’①

      同时,重光葵又说:“张(学良)的思想是极端排日的。”“由于中国官宪的压迫”,日本人租借土地的“既得权利”难以维持,张更“开始了收回满洲铁路的运动”,要“自己建设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线”,委托外国在葫芦岛建港,企图使大连商港失去价值。“关东军的任务是保护日本权益”,鉴于此种局势,它认为“除了实行武力别无办法。”②

      1965年出版的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沿袭重光葵的九一八事变起因“中国压力”说,并抛出满洲“非中国领土”论。服部写道:

      在中国国民革命中,‘收回国家权利的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其排外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日本’。“情况终于发展到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以保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为任务的关东军,仅有大约一万人的薄弱兵力,处于44万8千人东北军的‘包围之中’。

      服部强辩说:关东军为“打开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寻求出路”,才“先发制人”。服部还说:“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③

      “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比“中国压力”说更为荒谬。1983年出版的伊东六十次郎所著《满洲问题的历史》一书写道:

      ‘日俄战争的胜利,确立了在满洲的日本主权’。日本是亚洲的防卫者。日本民族致力于亚洲的近代化,对满洲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旅顺大连和中东路南段,这同日本的领土完全一样’。‘张学良政权要求返还关东州,收回南满铁路,撤退在满洲的驻军’。‘挑起满洲事变的不是日本军队,是张学良的军队。这是明确的历史事实’。满洲事变是‘张学良政权对在满洲的日本主权挑战的结果。’④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日本某些历史著作同样地持“咎在中国”的观点,主要有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说,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

      服部的《大东亚战争全史》称: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非法射击”在卢沟桥北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应战”而引起的“无端发生的冲突事件。⑤此后,今井武夫、秦郁彦等人在其论著中更进一步提出中国方面打“第一枪”说。

      1962年出版的堀场一雄所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一书,摆出从宏观角度论述发生日本“对华战争”原因的恣态,提出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他写道:

      中国以“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为“国内最大的政治目标”,他们以“强烈的恢复国权乃至排外的思想”为统一国家提供了可能。当时,觉醒了的日本则感到欧美侵略“威胁到了东亚的存在”,因而“产生了重建东亚的思想”,即“日满华联合与合作”。可是,“中国的排外思想变成了排日思想”,中国方面统一国家的政策对抗“日本方面前往华北、内蒙的积极政策”,“蕴藏下产生新纠纷的祸根”。同时,进至华北的中国共产党为回避政府武力讨伐和积蓄本身的力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意识地促进日华纠纷”。堀场的逻辑是:“中国统一国家的运动和中共活跃的行动”对抗了抱有“重建东亚”理想的日本,“日华间又伤了和睦,因而爆发了对华战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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