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中立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轴心国签订的极具影响力的条约之一。当时舆论就对此沸沸扬扬，战后也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笔者无意对条约进行全面评价，仅就条约与战时中国有关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 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以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基本呈上升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中苏两国在1937年8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以物质、技术、人力、舆论等方面积极援华抗战；国民党政府也结束了30年代中期前后对苏关系“若有若无不即不离的平淡状态”，热诚欢迎和赞誉苏联的援助。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在评价此间中苏关系时，将1937至1941年划为苏联“助我抗战阶段”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标志抗战初期呈上升趋势的中苏关系开始由顶点下滑。条约所起到的这种作用如果用签订该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话来说，就是它冷却了中苏关系。②《苏日中立条约》对中苏关系的冷却作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因素促成： 1.盟友中立对心理上的刺激。自抗战爆发后，苏联从各方面一直给中国以大力援助，是中国抗日的盟友，但中立条约一签订，给中国方面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苏联保持中立立场，同中国的关系必将疏远，从而造成一种思想感情上的障碍。所以，中国方面是极不希望缔结此条约的。还是在缔约前半年左右，中国政府就嘱托驻苏大使邵力子向苏方讯问此事，探听虚实。1940年10月5日，邵力子回电：“……次询俄日不侵犯条约之传说，又详陈我国之顾虑与愿望，拉（苏副外交人民委员拉代夫斯基—引者）未肯明白否认，即绝对不缔结该约，但谓传说与推测不能作为事实讨论，缔约系双方问题，非片面企图所能达到，但至少目前尚未决定。”③10月6日晚11时，邵力子又会见了拉代夫斯基，结果拉仍“未直接作答”。④同晚，邵还会晤了英国驻苏大使克爵士。克爵士只是表示中国方面对条约“不必过于重视，仍宜对苏表示信任”。⑤邵力子如此频繁活动，其焦虑之心可见一斑。10月22日，蒋介石又亲电斯大林，说明“日本无论如何必为我中苏两国敌人”，⑥意在拉苏勿与日本接近。然而，事情终未按中国方面的意愿发展，《苏日中立条约》到底还是缔结了。这对中国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刺激，诚如邵力子所言：“……果有此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⑦这种惨景使蒋介石当时给人的印象是“惘然若失”。⑧ 2.日军对华压力的增加。《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从“满洲”撤出6个师团到关内或南亚。1941年4月中旬，日军以2个师团兵力在福建沿海登陆，向内地进攻。4月下旬，日军集结兵力在豫南，鄂北发动攻势。5月初，日军以10万兵力发起中条山战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国民政府认为，日本的这一系列攻势作战，是“依赖于外交上日苏中立条约表面上之成就，欲以闪电战的姿态求得军事上少许胜利，以威胁中国，并为离间中国与英、美、苏间友谊之凭藉”。⑨显然，国民党方面是把日军的攻势与《苏日中立条约》联系在一起的。 3.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条约的“声明”指出：“按照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所签订的中立条约的精神，并为了保证两国间的和平和友好发展的利益，苏联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当时，外蒙独立尚未被中国承认，“满洲国”更是中国向未承认的。“声明”中这一提法显然是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签后不久蒋介石曾指出：“苏日条约，其最足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得［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性共同声明。”“故就此而论，在苏联对我国不免损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⑩中国外交部当时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决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11)对苏联的这种做法，中国舆论界议论纷纷，一片哗然。《大公报》撰文指出：“我们对日本无所责，因为它是我们的敌人，但苏联是中国的友邦，两国间有传统的友谊，有互遵的信约，且在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有同情中国，援助中国的宝贵事实，今竟有这样的条约及宣言出现，不论苏联动机如何，以及其可能解释怎样，在中苏邦交上均属异常可憾可惜之事。”(12)愤懑之辞，溢于言表。 4.苏联援华逐步停止。《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中国方面尤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是否会因此停止援华。邵力子曾立即拜会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莫称“苏联对中国抗战问题毫无变更。”(13)4月19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同蒋介石会晤时亦表示：苏联对华政策不因苏日中立条约而改变。(14)苏联方面的这种表示或许给中国方面一点安慰，所以蒋介石指示所有报纸和刊物都不得提及苏日签约一事。(15)蒋介石当时还说：“自十三日苏日条约订立以来，事实上苏联对我各种武器之接济，一切如常，均无异于往时”。“至少在抗战之现阶段上实无任何之影响”。(16)但不管苏联方面对蒋介石等人如何宽慰，也不管蒋介石本人如何感觉，自《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从趋势上看，苏联对华援助是逐步减少了。据苏联著名的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M.и.斯拉德科夫斯基所披露的材料证实：中苏两国于1939年6月13日签订的1.5亿美元信贷协议到1941年6月以后就没有再履行，苏联根据此项协议而向中方提供的最后一批物资是在1941年6月以前，加上据该项协议而提供的前三批物资，中方动用苏方款项为0.73176亿美元，不足协议款额的二分之一(17)诚然，造成这种局面有不久即爆发的苏德战争和自1939年以后蒋介石不断挑起的国共冲突等因素，但与《苏日中立条约》不无重要关系。这一点，如同美国学者加弗所说，虽有苏联继续援华的承诺，但“中立条约却象征蒋介石对苏联外交崩溃。”(18)蒋介石对苏联外交的目的不外有二：一是苏联直接对日参战，这是蒋自抗战爆发以后就一直积极努力争取的，《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可以说将此化为泡影；二是苏联的物质援助，这如前所述，条约的缔结使其更呈弱化趋势。对此应当指出的是，从条约缔结后的表象来看，似乎苏援尚未停止，仍有援华物资的到来，但这已为强弩之末。此时的援华物资并不是在条约签定后新增加的对华援助，而只是在1940年就已装载却尚未转交的物资，(19)且中苏西北交通线漫长崎岖，运输颇费时日，故到来较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