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这一特性决定了中国战时外交的特殊性。作为半殖民地，列强在中国分别具有重大权益，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某一强国的异军突起必将以其它列强权益的削弱为代价；作为大国，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战略意义上，未来在远东都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影响必定不只局限于中日两国，它必将引起世界各大国的反应。这就是中国展开其外交的基础。 此时，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的列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英美法等国，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远东华盛顿体系的缔造国，希望维护由它们起着主导作用的现存的国际秩序，反对任何以武力来变更现状的企图，因此，它们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潜在盟友；二是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被排斥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随着其实力的增长，它要求打破旧有的世界秩序，这与日本在战略上具有一致性，它是日本的潜在盟友；三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受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排斥，无论是与英美法，还是与德意日以及与中国都存在着矛盾，但日本的进一步强大将对其远东地区构成最主要的威胁。 这三类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在远东采取干预行动的国家。中国的战时外交，实际上主要是对这三类国家的外交。明智而妥善地处理与这三类国家的关系，是实现“苦撑待变”的基础。 中立德国 不使为敌 中德关系在战前有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发展得极为迅速。德国先后派出了以前国防部长和前参谋总长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协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和军事训练。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中国的军火供应大部分也来自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6405万马克，占中国自国外输入军火武器的80%。另一方面，中国也向德国提供其国防工业所必需的一些稀有金属，其数额占德国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①。 中德关系的这一状况使德国在远东冲突中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地。一方面，它希望维护中德关系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极其需要日本的战略支持。鉴于德国的远东政策具有这两个层面，尽量使德国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阻缓德国迅速倒向日本，便成为中国对德政策的中心内容。 德国政府担心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会助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德国外交部给驻日大使狄克逊(H.Dirksen)的一封电报表明了这一看法。该电指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目标不是在第三国的领土上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相反，我们认为日本的行动是与反共产国际协定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将阻碍中国的团结统一，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蔓延，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德国外交部明确地通知说，“日本人没有任何理由期望我们赞同他们的举动”②。 国民政府意识到了德国的这一担心，它很注意利用反共这一点来取得德国的支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曾对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K.Neurath)说，“日本侵略中国就是替共党制造机会，世界上真正反共的国家，应该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③。国民政府向德国保证，它不会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它还曾多次向德国表示，如果日本一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倒向苏联。德国对中苏关系的明显改善和苏联对华援助的增加惴惴不安，它不愿其在华地位被苏联取而代之。 因此，在中日战争初期，德国仍决定保持中立的态度。8月16日，希特勒指示牛拉特，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进行合作的意见，但在目前的中日冲突中，德国仍须保持中立”。关于与中国所订合同物资的交货问题，希特勒表示，“只要中国方面用外汇购买或提供相应的原料，这些物资就应该继续出口，当然对外应尽量加以伪装。”④ 在此方针下，德国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火供应。据估计，在战争爆发的前16个月中，平均每月有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运入中国。其中，德国军火约占60%。根据德国资料，德国易货供应中国的作战物资，1936年为23748000马克，而1937年则增为82788600马克。另据1938年7月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统计，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在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德国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占据第一位⑤。 同时，总数达30人之多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仍在继续活动。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A.Falkenhausen)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系以个人身份为中国聘雇，无理由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独自面对他们的命运。所以我派遣团员们去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而那里通常都是前线”⑥。法肯豪森等人积极参与了中国军事计划的制订，他们对华北、华东的作战都提出过设想和计划。 由于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大量军火，又由于德国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尤其是在前线积极活动，日本有人把这场战争称为“德国战争”。此语虽过于夸张，但它鲜明地反映了日本人对德国的不满。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中德关系的继续发展则感到比较满意。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委托程天放大使向牛拉特颁赠了一等采玉勋章，以表彰他对发展中德关系所作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