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有无战略反攻，应根据国民党军与日军作战的客观进程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来评判。 所谓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指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规定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收复失地”，而“收复失地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而从战争实践看，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又有两个明显特征：（一）由于中国的海军、空军力量比较薄弱，不象其他国家反攻时具备渡海登陆、直捣敌巢的条件，反攻形式则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二）中国战略反攻虽然不能进行象欧洲战场、苏联战场、非洲战场那样大兵团式的势如破竹的战役，但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具有对侵略者发动的战役增多增大、向城市交通要道进攻、攻势迅猛的特征。对国民党军队来说，则表现为战役由败多胜少，质变为频得胜仗为主。故而国民党军队在给日军一系列重创之后，迫使日军于1945年春末实施军事退却，以湘西战役为起点，战略反攻随之展开。 一 我们考察抗日战争战略反攻可从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开始。1944年春，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是相持阶段中日军为遏止已露端倪的失败命运而进行的一次战役性进攻。但是，战役结果却出乎日军意料，其目的一个也没达到。 第一，没有达到打通中国东北—中国南方—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的目的。从1944年4月至12月底战役结束，河南、湖南、两广、福建等省区悉为日军占领。进攻中，日军每遇城池及交通枢纽，先以飞机狂轰滥炸，继而坦克横冲直撞；中国军队在阻击和撤退时，也往往将铁路、公路、桥梁破坏。如“南岳—易俗河公路……（中国军队）在退却时有计划地进行了破坏”，使日军在“85公里路程耗费16小时，并时常下车帮助推车”。①而日军又缺乏机械与材料，交通线无法修复。加上敌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进袭，直接威胁或卡断铁路线，日军虽占领了这些地区，但大陆交通线并未打通，只能依靠长江、湘江等水道代替铁路、公路，作为运输补给线。由于这时美国空军加强了对这条补给线的轰炸，使日军水上交通也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第二，没有达到摧毁美国空军等基地的目的。1944年11月日军占领桂林、柳州机场，1945年2月占领了遂川、赣州、南雄机场。但是，中美飞机早已转移到了成都、重庆机场，并且以有“空中堡垒”之称的B29远距离轰炸机取代了B25轰炸机为空袭主力。从这些基地起飞的中美机群，经常袭击日军战役纵深与战略纵深内的重要军事目标，远至日本本土、台湾和在海上航行的日本舰船队，打击了日本在华空中优势。1944年下半年后，随着马里亚纳基地的建成，大部分美军飞机撤离了中国。因此，日军以超过10万士兵死伤代价占领的飞机场，此时已毫无意义。 第三，没有达到对付从印度、缅甸发动进攻的盟军的目的。1944年8月10日，美军占领了被称为日本海上长城心脏的重要基地——关岛，10月，攻占菲律宾。于是，太平洋成了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的捷径。为了防备美军从上海和广东登陆，建立基地，侵华日军不得不抽调兵力加以设防，而对付印缅方面盟军的努力付之东流。② 第四，没有达到压迫国民政府投降的目的。一号作战虽然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主力，却未能达到使国民政府屈服的目的。相反，中国抗日正面战场依然存在，国民政府加快了准备反攻的步伐。同时，解放区战场乘机发动局部反攻，缩小了日本占领区。 总之，一号作战耗尽了日军最后一点元气。到了战役的最后阶段，日军在第一线的部队因弹药、粮食的匮乏，人员难以补充，伤病员源源不断，却没有医药品治疗，士气更加低落。在战略态势方面，日军不仅无力继续作战略进攻，而且已处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两面夹击之中。同时，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作战，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东西对击日军的态势。这样，日军实际已经陷入全面崩溃阶段，不得不在中国战场转入到战略总退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一号作战加速了中日战争战略转折的完成。日军刚刚完成“一号作战”，1945年2月14日，前首相近卫文摩就上奏天皇，承认“战败已成定局”，要求“早日结束战争”。1945年1月20日，日本天皇决定，“通过本土外围地区的纵深作战，对来攻的美军进行殊死的持久战；在此期间作好本土的作战准备，在本土进行最后决战”。③1945年春，日军从抗日战场的正面战场上实施退却，于是，中国开始了战略反攻。 二 1945年4月，国民党抗日战场打响湘西战役，向日军展开战略反攻。 早在1944年2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就提出在1944年5、6月第一、三、四、五、六、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指出反攻开始后可能遭遇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中国军队还未发起战略反攻，日军先发制人，先发动攻势；一是敌军不再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完成准备后即发起进攻，“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④由于日军4月中旬发动了“一号作战”，中方丧失了大片国土和几十万部队，反攻中止。 1944年冬，中国陆军为反攻调整了战斗序列：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战区司令长官分别为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张发奎、李宗仁、孙连仲、余汉谋、朱绍良、薛岳、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驻印军总司令萨尔登，副总司令郑洞国。同时，为了便于联系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总司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并将所辖部队编为4个方面军，总兵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春，中国陆军总部所编练之35个步兵师，业已完成，部署于湘桂至滇、越边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