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伊始，南方八省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红军游击健儿，根据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走出深山老林，实行战略转变，并以新四军的勃勃英姿，汇入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铁流。在民族存亡之秋诞生的新四军，驰骋纵横在大江南北，与八路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屡建战功的抗日劲旅，彪炳抗战史册。 殊不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区的这一战略转变，经历了多少含辛茹苦的磨难，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本文所要探索的，就是50年前南方游击区遵循党的决策实行战略转变的历史轨迹及其经验教训。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南方八省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新政策”的提出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正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民族危亡为重，捐弃内战前嫌，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决策。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使国共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下来，国共两党关系才迅速得到改善和发展。中共中央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先后派出潘汉年、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陈立夫、宋子文、张冲、顾祝同、贺衷寒和蒋介石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高层谈判，进行了一系列艰巨复杂的工作和斗争，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在这些高层谈判中，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否承认红军、边区政府的存在和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上。蒋介石的方针是竭力取消红军和共产党的政权，并声称要“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这种蛮横要求理所当然地为我党所断然拒绝。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地向着全民族抗战的阶段发展，国民党才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转变。从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国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周恩来语）。1937年8月，在多次高层谈判的基础上，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军事首长，下辖三个师共计45000余人。在酝酿八路军组建的时候，中共中央同时又在考虑南方八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成抗日武装的问题。然而，蒋介石却反复无常，言而无信，此时仍力主“北联南剿”的方针，拒不承认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存在。中共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在7月庐山谈判后回到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彼森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谈判会议。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南京企图把我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①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南方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的“新政策”。中央指出：“根据目前统一战线开展与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形势，各游击区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必须“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 为实现党的这一“新政策”，中共中央在文件中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在最核心的“武装问题”上，中央采取审慎的态度，指示南方各游击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同时又指出：“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中央还考虑到十年内战后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思想认识上的难度，在文件最后着意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②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指令南方八省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的一份纲领性的指导文件。这一“新政策”的适时提出，为南方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 二、南方八省游击区实施战略转变的曲折历程 南方游击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力红军长征后，我党留下部分红军在赣、湘、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革命基地和战略支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中心区域和领导中枢，是项英、陈毅直接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的惊涛骇浪，震动了南方八省游击区深山老林中苦战三年的红军游击健儿。他们高举抗日大旗，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这种战略转变所经历的艰难曲折道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西安事变到芦沟桥事变(1936.12-1937.7)，实行战略思想的初步转变。 南方中区赣粤边的领导者们，在政治上有着十分敏锐的洞察力。当西安事变刚发生尚未和平解决时，项英在报纸上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的消息”，立即欣喜地以西安事变为题，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事变的意义和前途。他判断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特别是军事上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这新的局势开展到抗日战争的实现”，“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③随后，项英召开了赣粤边特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局和方针问题。陈毅在会上指出：“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提醒大家：“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反动派依旧要消灭南方各省游击队，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我们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④项、陈的论述，是在没有得到中央文件指示情况下的一种政治上的揣摩和推测，充分显示了他们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