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以数万装备简陋之师，坚持抵抗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于敌后艰苦环境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对日军事斗争方针无疑是成功的。中共形成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方针，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过程。从抗战开始到战争结束，由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具体作战条件和敌我友三者关系的复杂变化，中共对日军事斗争方针也有一个随着对战争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变化的过程。 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做好了派遣正在改编的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积极准备。直至7月28日，中共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仍旧明确表示：红军主力3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①。 中共中央开始提出独立自主的作战方针，是在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之后。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等，主张根据“当前敌我情况”，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②。 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同他当时对此前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还在一年以前，当毛泽东系统研究前十年军事斗争的基本经验时，曾明确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不能领导农村的大国，敌我对比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短时期内又难以改变，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是不可避免的。“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则绝非红军所长③。因此，即使在中共中央出于保持对红军的集中领导和适应当时华北正面抵抗的作战需要，主张红军集中作战和担任固定防线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曾要求中共代表向蒋介石说明：“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④。平津战役的迅速失利，更促使毛泽东注意到扬长避短的重要性。 促使毛泽东决心迅速改变前此计划的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虑。这就是国共两党不久前还处于敌对状态，在两党这一阶段关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合作谈判当中，国民党又坚持不承认中共和边区的合法地位，甚至必欲剥夺中共对红军的指挥权，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惕。在8月5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告诫前往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朱德及周恩来等：在红军参战问题上，不仅应当估计到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而且还要防备蒋之包藏祸心⑤。在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更进一步解释说：红军所以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一方面是因为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集团作战对红军不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共合作刚刚开始，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有戒心。 1937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因此，红军当前的基本任务应当是：第一，创造根据地；第二，钳制与消灭敌人；第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第四，保存与扩大红军；第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而实现上述任务的方法，即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其基本的战法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着重于创造根据地和为进行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对于毛泽东的主张，会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仍然强调：“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他们主张：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或实行“运动游击战”，即要做打大仗的部署和准备，“不仅是游击战争”。 自八路军主力先后开赴山西前线后，毛泽东始终在关注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安全问题，要求部队务必依托山地，保持在敌之侧翼。鉴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在日军进攻下节节败退，八路军亦不能不步步南下，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愈加严重，因而对将八路军投入正面防御和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愈加反对。他反复向前方将领说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必要性，甚至进一步要求使八路军获得如下“自由”，即（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三）执行南京战略规定的一切自由；（四）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自由。在他看来，依照目前战况，不论国民党决心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因此，“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它的“拿手好戏”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他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为此，我之主力部队务必置于敌之侧翼，甚至部队的主要任务也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要分散兵力去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去打仗。因为“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⑥。 但是，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的伏击作战中取得歼敌近千人的首次胜利，这几乎是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最成功的作战行动，它充分显示了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及其运动战的特长。这种情况也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毛泽东，其前此反对集中打仗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某些变化。他开始同意部队参加阎锡山组织的决战，认为“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的攻击计划”，因而赞成“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与此同时，他还主动提出以八路军主力配合国民党军，集中五六个师，大举插向敌后，以运动战捣其后方。敌占太原后又进一步提出与晋军主力联合作战的设想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