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在有关抗战前夜的历史论著中都会讲到，已经谈得很多很多了。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早已暴露得十分清楚，侵略行动一步紧随一步从没有放松过，中国民众强烈地要求抗日，这种状况已持续了四年之久，为什么恰恰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会出现这样一场规模空前并且不停步地向前推进的抗日救亡高潮，直到全国抗战的爆发？这个高潮兴起的两大标志是一二九运动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一个发生在北平，一个发生在上海，它们的共同背景和各自特点是什么？华北事变对国民党当局对日政策的演变又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在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全局性影响的大问题，需要前后连贯起来，系统地考察和说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5年秋，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用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话来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1935年以后，在开展‘华北工作’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出对中国内地的野心。”①他所说的，其实是指日本在这时企图大规模地越过长城南下，直接控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而不是泛指觊觎中国内地，因为早已如此，并不需要到1935年才“开始显露”出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政策有它的一贯性，同时又呈现出若干阶段性。他们的野心似乎是无限的：不仅要独占中国，还要称霸东亚。但这个后起的帝国国力毕竟有限，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不能不顾虑引起欧美列强的干预，所以，他们把第一步的目标集中在控制中国长城以北的东北和内蒙古，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所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利权。”1931年强占东三省，1932年攻陷热河，随后向察北、绥东推进，都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 1933年的长城战役仿佛越出了这个范围。日军先后突破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入冀东平原，前锋直逼通县，兵临北平城下。那时，在北平主持华北军政的是何应钦、黄郛。何已打算以军情紧急、不及请示为由，将军政机关撤出北平。熊斌回忆道：“五月二十四日午后二时，何（应钦）电约到居仁堂，告以通县失守，溃兵纷纷西来，拟于当夜一时自西便门上车，先开良乡，再进保定，嘱准备同行。”“询以是否完全放弃北平？据答：留王纶（参谋本部第一厅副厅长）带兵一团，最后守紫禁城云。”②黄郛也致电汪精卫蒋介石说：准备“随军事机关转进或南旋”③。北平失陷似乎即将成为事实。 可是，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日本海军武官突然用电话约黄郛深夜前往商谈。随后，由双方军事代表冈村宁次和熊斌在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出冀东；日军在确认中国军队做到这一点后，自动退回长城一线；中国非武装区的治安由警察机关担负。事实表明：日军这次越过长城南下作战，直接目标并不是立刻夺取华北，而是要先在关内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作为巩固他们统治中国东北的屏障，并为日后大举入侵华北迈出第一步。6月15日，何应钦将获得的日方秘密文件《北支工作之第一阶段》报送蒋介石，文件中说：“今日在北支之工作，最小限度要将河北省完全为反蒋之根源，续达此目的后，方可认为第一阶段终了。”“第二工作为诱发其内乱，然后最低限度以黄河以北事实上之独立为目的。”④可见日方的打算是分步骤的：“黄河以北事实上之独立”需待“第一阶段终了”后才能实现。 两年后，到1935年5、6月间，平津一带局势一度又紧张起来。日军借口天津日租界内两名亲日报人被暗杀和原在热河的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这两件事，再次以武力为后盾进行威胁。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何应钦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把中央军撤出河北等无理要求。这实际上是要为推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扫清道路。日方扬言：“日军为自卫上取断然之处置；或直接发生庚子事件，或九一八事件，亦不可知”⑤，以后，又提出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诺”实行酒井隆所提要求。这件事被日方称为“何梅协定”。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论道：“在日本的压力下，完整的华北，犹如海滨遭到波涛冲刷的沙上峭壁，不断塌陷”⑥。 “何梅协定”和土肥原贤二、秦德纯关于察哈尔协定达成后，南京政府以为已经满足日方的要求，中日关系可能得到一段时间的稳定，希望两国关系得到改善。日方在口头上也宣称：河北事件从此结束。其实，南京政府的不断退让，只能被对方视为软弱可欺，更加得寸进尺地进逼。 日本加快侵略华北步伐的决策，看来是在这年8月至10月间做出的。 当时，有两个因素发生着作用：第一，在伪满政权成立和热河沦陷后，日方认为他们对中国东北四省的统治已初步巩固；第二，由于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英美在远东一意对日妥协。日本把它看作是扩大对华侵略的大好时机。日本陆军省在8月6日提出《关于对北支政策》，希望华北五省“不受南京政权政令的支配，而成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同月，多田骏在天津就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指出从这年8月起，由于这“三个中国通的共同协作，华北工作有了飞跃进展”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