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党的历史文献可以清楚区别，“中央军委”指的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指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简称“苏维埃军委”。前者属于党的组织系统，后者属于政府组织系统；两者虽有区别，但却又有紧密的联系。中革军委（苏维埃军委）究竟何时决定并设立的？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与军史著述（包括笔者）均称是1931年1月。近期笔者经查阅核对有关文献与史料，深入研究考证，理清了其来龙去脉与组织情况。 一、设立地方苏维埃军委直至中革军委的缘由 党中央在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情况下，又决定成立中革军委，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曲折过程。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党的六大决议指出“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据查，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为直接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成立的指挥机关称“军事革命委员会”。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9月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实行集体领导的最高军事权力机关”，“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的全权”。①从1925年10月最早组建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王一飞、颜昌颐、聂荣臻等，到1929、1930年回国在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担任要职的曾中生、傅钟、李卓然、朱瑞、刘伯承等，均经过苏联军事院校学习。他们对属于党的组织系统的军事部门与属于革命政权苏维埃政府组织系统的军事部门的关系是清楚的。但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应用时仍然遇到问题，经历了探索、实践、发展的过程。 2.吸取国民党新军阀篡夺军权的教训。 1925年7月，实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帮助下，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防止军事首长个人独裁。但随又成立了北伐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担任统揽大权的总司令。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篡夺了军权、党权、政权，叛变革命，开始了新军阀反动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创建人民军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为了避免革命武装再变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其间，中共吸取了国民党新军阀实行军事独裁的教训，从打出苏维埃旗帜起，便明确规定设立归苏维埃政府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如1927年11月广东省委成立了起义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广州起义后，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由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任主席，其下设工农红军指挥部。②这是中国最早宣告成立的地方苏维埃军委。根据广州起义和东江建立苏维埃军委的经验，1928年3月中央《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通告规定，省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下，设海陆军委员会”，“全省境内之赤军（工农革命军）归省苏维埃指挥调遣”。③ 3.结合实际，明确规定“党的军委”与“苏维埃军委”的关系。 1928年5月，党中央的《军事工作大纲》对“党的军事组织与苏维埃的指挥系统”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军事问题既因暴动的发展而趋重要，党的军事（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军事之指挥系统，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由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④这里不仅明确了党的军委、苏维埃军委组织之健全及人员构成的要求，而且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苏维埃军委同时就是同级党的军委。两者是一套班子，对内是党的军委，对外公开是苏维埃军委。6月4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信重申“红军由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⑤ 4.六大及其后中央强调红军应由苏维埃军委指挥，不能由党直接指挥。 周恩来在六大军事报告中称，“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之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海陆丰红军……实际在东委书记一人指挥，脱离群众政权的指挥，这应改正”；“军事指导集中……非集中到个人，而是集体指导”。⑥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武装起义参谋部应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且宜迅速变为红军司令部，指挥该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工人纠察队和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⑦但在当时红军初创阶段执行上述规定存在困难。由于新组成的红军、新建立的根据地尚不够巩固，往往受敌军围攻忙于应付作战且难以固守一地，立即成立由当地党、群工农骨干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很难做到，勉强组成亦流于形式，主要成员只随军行动。如红四军在井冈山于1928年5月正式宣告成立后，不久即成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并设立军事部。但红四军仍由党中央指定的前委指挥，并未由苏维埃军事部（军委）指挥。 1929年夏秋，红四军前委内部围绕前委领导作用等问题发生分歧与争论。主要原因是建军初期经验尚不丰富，对党中央关于红军领导指挥系统规定理解不一致；部分成员对党的绝对领导（前委、军委、师委等）制度产生怀疑，过分强调军事首长（一长制）的权威等；前委当时直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存在“党管一切”，党政不分，“视军事机关及士委为虚设”，“造成党军”的印象等。前委书记毛泽东一度被排斥了领导职务。经过党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召开了党的九大，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如“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这一个办法目前不必马上执行”。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