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教科书及不少研究者在论及1926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时，几乎一致认定其主要责任在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笔者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有悖于史实。实际上，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造成的，他们应负主要责任。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致使人们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现在，共产国际早已不复存在，苏联亦已解体，影响人们客观地分析这个问题的各种因素已经消失，因此，到了实事求是地对这个问题作出公正评价的时候了。 一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及“二大”召开前，中共中央确有向国民党右派作了极大妥协让步的事实，于是许多教科书就将其责任推到当时中共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身上，认为“这个计划（指周恩来、陈延年等商定的在国民党“二大”上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计划——笔者注），当时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可是，陈独秀却认为必须对国民党右派实行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①“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使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优势。”②“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作了很大的让步。”③“由于中共中央陈独秀、张国焘等对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主张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结果壮大了右派声势。”④只要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个时期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当时中共向国民党右派妥协，主要责任人并不是陈独秀。 第一，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国内的和平建设，强烈希望在世界上保持革命力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之间的相对平衡，为此，共产国际、苏联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甚至以妥协退让来维护与国民党实力派的关系。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剧了分裂统一战线和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先是同年夏戴季陶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接着于同年8月刺杀了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下旬，“西山会议派”又作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因为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等决议：一时间，反共气焰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苏联却不顾国民党右派大肆反共，大搞分裂的事实，坚持实行既定的不惜以妥协退让来维护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的“团结”和“统一”的方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一味强调维护统一战线，向国民党右派实行让步。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一再强调：“统一战线是必不可少的，维护国民党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步骤。”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般必须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保持一致。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及其负责人陈独秀只好保持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维经斯基相一致的策略，甚至不得不听任他们的摆布。第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压制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进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商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他们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上选举新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争取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优势；同时，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国民党右派的党籍。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占大会代表的多数，这个计划本来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维经斯基害怕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的力量强大了，就会吓跑资产阶级，破裂统一战线，因而极力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竭力反对周恩来、陈延年等实施商定的反击计划，致使这个计划夭折。第三，维经斯基直接策划并参与了妥协活动。1925年12月，维经斯基亲自出马，邀约了孙科、邵元冲、叶楚伧等右派分子与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内就国共合作问题举行谈判，在维经斯基的调和下，达成7项协议。协议的总精神是中共不包办国民党事务，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都不超过三分之一。还通知广东方面，延迟“二大”召开的时间，等候一些国民党元老（实为右派）去参加大会。据邹鲁说：“西山会议十几人当中，有二、三人由上海俄领事约去谈话，说明共产党不要政权，只要三分之一的党权。”⑥第四，张国焘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代表维经斯基的妥协方针、指令。国民党“二大”上，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决定进一步地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责令戴季陶反省。但由于出席大会并担任中共党团书记的张国焘忠实地贯彻共产国际、苏联的妥协方针，执行了维经斯基的妥协指令，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时，向右派作了无原则的让步，结果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⑦的局势，从而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二大”上及“二大”召开前，中共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不论是从方针政策上还是从具体作法上看，都是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所造成。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参加了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谈判，这是屈从并听命于维经斯基的结果。国民党“二大”上中共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是张国焘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代表维经斯基的方针指示的结果。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负主要责任的应是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而不是陈独秀。 二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共反苏的“中山舰事件”，一箭三雕地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排挤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并把第一军控制在自己手中；打击了共产国际、苏联派遣在中国的代表、顾问，迫使他们作出了让步；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并逼走了国民党中对他有威胁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不少研究者和一些教科书一直认为在处理这个事件上，由于“陈独秀、张国焘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二百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⑧“由于陈独秀等害怕反击会造成分裂而不同意组织反击。”⑨“由于陈独秀等都主张妥协退让，致使蒋介石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得逞。”⑩ 诚然，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妥协局面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执行并采取了妥协方针和决定，但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决定并非是陈独秀和中共广东区委作出的。首先，事件发生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陈独秀不在广州，而远在上海。由于“当时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也不可能通过商业电报局用密码电报向上海请示，而专程派人去也来不及。”(11)故中共中央、陈独秀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中山舰事件”的消息。而受中共中央、陈独秀的委托，处理这一事件的张国焘在事件发生半个月后抵达广州时，“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介石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离开广州。”(12)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国焘顺水推舟，决定实行妥协政策。其次，中共广东区委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有陈延年、张太雷、谭平山等。事件发生前，张太雷曾对当时的广州局势深感不安，因为他觉得“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试图在第四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因此，他向苏联顾问提出：“要对蒋介石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事变。”(13)但他的警告并未引起苏联顾问的注意和重视。事件发生时，陈延年同志开始对事件的处理一下子拿不定主意，及至主张反击时，被苏联顾问说服，同意对蒋介石妥协。(14)另外，事件发生时原在广州的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不在广州，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已回莫斯科，接替加伦职务的华南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因与蒋介石矛盾，处境异常被动，处于无权地位。因此，妥协方针和决定也不是他们作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