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从总体上和主流上来看，是积极的，进步的。其基本点是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民主的路线。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对抗战态度的变化，某些人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随之破灭，转而逐渐向共产党靠拢，并进行了许多于国于民有益的抗日救亡活动。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派”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但是过去有些人认为“梁漱溟是孔家店人，在抗战中，不反日，而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中国人民”①，甚至有人还说“梁漱溟一生中，包括抗战中，没有做过一件好事”②。时至今日，不少学者也仅据梁漱溟正直坦率敬重他的人格和人品，而对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影响、地位讳莫如深。上述观点和看法除了因某些客观因素限制外，更多的是由于在研究梁漱溟的过程中的历史偏见和误解造成的。 由于梁漱溟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而复杂，作者仅就抗战一题，从他对抗战的主张及其实践，以及奔走于国共团结抗战等三个方面，对梁漱溟的功过是非作一评述，就教于学术界。 （一） “九一八”事变导致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转变政治态度，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批评和反对，积极主张抗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争，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正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也“不得不对此事件发言”③。1931年10月7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对于东省事件之感言》一文，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的抗日主张，明确提出仿效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国人向理性方面发展。梁漱溟指出：从历史上看，“总有一种奇怪的事情，即侵略中国之民族，武力虽战胜了中国，强并了中国之土地，但在文化上是不能战胜中国的，终必为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服属于中国。”④这说明，“在武力上强权上暴威上，我们有时要落后，但在和平上文明上公理上，我们是不落后的，不能被征服的”⑤。从现实看，“我国非工商业国家，财力亦不充足，无力增加军备”，“尤其是近数十年来，国防毫无……，既无国防与军备，对外打仗是谈不到的。”⑥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反对武力反抗，并指出暴力是“最可卑贱的”，“我人之前途，在武力反面，向武力反面去求”⑦，即以非暴力反对暴力。 从理论上看，梁漱溟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但是其结论和主张是错误的，甚至有些荒唐。首先，他把暴力单纯看作“卑贱”是不正确的。暴力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范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在中外历史上，既有过破坏作用，又有过进步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讲，是每一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⑧很显然，梁漱溟由于对历史上的“暴力”的不正确认识而想让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甘地式的非暴力主义，纯属生搬硬套、个人意志的体现。再者，梁漱溟的这一主张之所以不切实际还在于他对中印两国不同的历史特点缺乏深刻的认识。 首先，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武装的权利，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英国疯狂地掠夺印度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印度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旨在镇压人民的“罗拉特法”，同时还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以镇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印度人民局部的武装起义非但不能促进全民族争取独立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反倒增添了人民群众的恐惧感。被称为“印度骚乱之父”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提拉克，也怀疑暴力斗争在印度成功的可能性。⑨与印度相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数十年来虽遭西方列强多次侵略，但它们始终未能把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日本虽曾企图独占全中国，但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下，并未完全成为事实。特别是在现代中国，不但中国国民党拥有武装力量，更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拖不垮打不烂的工农红军。这是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条件和巨大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漱溟提出仿效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反抗精神和力量的一种蔑视。 其次，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人们浓厚的宗教意识，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甘地关于“非暴力是强者的武器”的宣传，对于有过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又遭受殖民统治的印度人民是一种心理补偿，也是有着浓厚宗教意识的印度人民更容易接受的。与此相反，中国人民的宗教意识则要淡薄得多。 第三，印度人民面对的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它有相当长的议会民主传统。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较早地为社会所接受，因而在政治上，多少带有一些虚伪温和开明的色彩。从20年代开始，英国殖民当局就改变了以往的单纯武力镇压的政策，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采取了以宪政欺骗为主，以武力镇压为辅的策略，这在实践上为开展非暴力主义的斗争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而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其间矛盾错综复杂，它们与各自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勾结中，不可能给中国人民什么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在众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特点极为严重的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为此，它对中国采取的是实实在在的军事侵略，野蛮的武力征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非暴力主义，无异于束手待毙。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是在会议厅空喊口号，而是直接行动”⑩。它使英殖民当局在道义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遭受打击。梁漱溟在国民党对日妥协，共产党力主武装抗日的情况下，主张仿效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无疑在客观上助长了国民党妥协势力的气焰，也妨碍了抗日民主运动兴起和发展，从而会导致中华民族滑向灭亡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