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与“非常会议”

作 者: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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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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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分析了1931年孙科在“非常会议”期间的种种表现,以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与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专制的愿望发生的冲突,认为孙科是有政治理想的,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势单力薄,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无法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其理想。

      1931年在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以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为导火线而发生的“非常会议”事件。作为蒋介石政权中重要成员的孙科,不仅加入到反蒋的“非常会议”行列,还迫蒋下野,建立孙科内阁,但该内阁存在不足一月就宣告夭折,继之而起的是蒋汪合作下蒋的再度掌权。“非常会议”前后孙科对蒋态度的变化,以及“非常会议”期间孙科在政治上的一度“辉煌”与迅速殒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文试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1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胡汉民二人因“约法”问题矛盾激化。是日,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破坏约法等罪,在南京将其拘禁。

      胡汉民被囚,对孙科震动最大,使他看清了蒋介石独裁之狠毒与祸害。由此,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①,声称在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了②。

      一向与蒋合作的孙科,态度何以转变如此之快,原因何在?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事件前孙科与胡、蒋的关系吧。

      1927年南京、武汉两个政权先后“清党”,孙科极力主张宁、汉、沪三个国民党党部应该团结,为此他提出由三方推出代表,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的建议,由于避开了三方谁是国民党正统的敏感问题,得到了各派的一致同意,国民党内部得以统一。孙科也一度出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长和建设部长。

      特委会虽熔宁汉沪三派为一炉,但由于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被剥夺,汪派人马被排斥在外,引起汪的不满,继而通电下野,并对孙科颇多微词。

      不仅如此,孙科此间的斡旋,还得罪了蒋介石。因此时蒋由于内外矛盾交困已宣告下野,而特委会成立,又使排蒋的桂系得实利最多,自然蒋介石不能接受。

      蒋介石立即联合汪精卫,利用各派矛盾,借口特委会成立不合法定程序迫其取消。随后,蒋靠纵横捭阖之策,打击了西山会议派,排挤了汪精卫。眼见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国民党内部又四分五裂,孙科对蒋的独断专制作风非常失望,对党内斗争也十分厌倦。于是,在蒋介石宣布复职后不久,就与胡汉民、伍朝枢等一起前往欧美考察。

      正当孙、胡等行至巴黎时,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占领京津,南京政府宣告“统一告成”,“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着手组织“统一”的政府。孙科、胡汉民对这一系列发展十分关心,对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建立何种政治体制尤感关切。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中一重要成员,孙科认为南京政权应走党治国家的道路,因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并为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提供最重要的保障(这一认识与蒋介石不谋而合,成为提议能被采纳的重要因素)。同时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稳固的政局”,“俾种种之建设事业得以发展”③。于是,孙科、胡汉民致电南京政府,提出由孙科起草的“训政大纲案”④,随后又两次致电南京,对训政时期政权建设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孙、胡此时最关心的是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而一切迹象表明蒋介石必掌权。因此,在孙、胡设计的训政体制中,党权被无限地提高,此外还设立五院制的政治体制来分割政府权力。也就是要以“党治”原则和“五权宪法”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防止其个人独裁。这样,党内其他高层人物才可有一部分与蒋抗衡的领导权。

      基于这种考虑,孙科8月底回国后就积极协助胡汉民参与制定《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并很快由中央常会通过。不久,二人又被加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随后国民政府改组,孙科成为国府委员,铁道部长和考试院副院长,由在野一跃而位居显赫。孙与蒋又开始了合作。从1928年—1931年,孙科对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来说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但孙科、胡汉民的设想,在实际运作中,却因国民党性质的变化,促成了国民党对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及个人专权局面的形成。在“以党治国”的名义下,政权和治权都集中到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对政权的“指导”和“监督”,竭力加强个人的政治地位,他以国民党化身自居,反复鼓吹在训政时期“一切要由党来负责”,“以党来管理一切”,他口称“以党治国,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其实质含义无疑是“以党治国”等同于“以蒋氏治国”。

      孙科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在现实中遭到如此命运,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出路,胡汉民的被扣成为蒋孙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2

      胡汉民被扣后,即通过为其看病的铁道部医官传话给孙科⑤,希望他到两广去,会同胡的老友古应芬等,策动两广实力派建立反蒋新局面,甚至不惜同与他长期不合的汪精卫合作,称“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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