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孙中山的理想与事业的坚定的捍卫者和继承者，是中国共产党忠贞不渝的亲密战友。她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从民族解放的大局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支持中共的各项抗日主张和活动，与广大人民一起，历经艰辛、始终不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一、打通第二次国共合作之路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宋庆龄就积极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为促成这个统一战线而斗争。1934年4月，她领衔与挚友何香凝等1700余人联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强调“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提出“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等六大具体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认清救国自救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武装人民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同年8月，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发表，她又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热诚拥护。 1935年，蒋介石在日本的步步紧逼及中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冲击下，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就开始进行抗日准备和继续军事“剿共”的同时，施出了新的一手：找共产党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这是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方针的新策略。为此，蒋介石开始寻找与中共接触的线索。他派出了好几路人马，“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其中一路是宋子文。 宋子文找到宋庆龄，请姐姐设法与中共联系，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方面。宋庆龄虽然早已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但是现在，她认为蒋介石走出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与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一致，若能成功，对国家和民族是有利的。因此，她欣然同意出面斡旋。她把这个任务交给当时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去陕北传递消息。 于是，在1936年1月初，宋庆龄把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和百元路费，还有南京政府财政部委员的身份证（作为沿途的“护身符”）交给董健吾，并叮嘱其沿途要小心谨慎。2月底，董从陕北瓦窑堡带回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还转达了毛泽东向宋子文的致意，说明“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望其促南京当局改变对内对外方针。 就这样，国共分裂后，在民族存亡关头，宋庆龄最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从此，沟通了国共两党长期中断了的联系，开始了非正式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庆龄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立了第一功。稍后，宋庆龄又把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转告国民党，并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帮助中共谈判代表与国民党有关要人接触，和支援他们活动的经费。同时，她还利用个人的有利条件，对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和孙科等，进行耐心规劝和动员，从而在国民党中央形成一股赞助合作抗日的力量，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同共产党合作打下了基础。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宋庆龄对张、杨的主张极表赞同，认为“张学良做得对”，并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但是，她胸怀全局，深谋远虑，以维护民族利益、团结抗日为重，不念旧恶，拥护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她不顾个人安危，在事变第二天（即13日）得知消息后，立即作出了亲飞西安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决定，只是由于未能及时解决交通工具问题而未成行。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经过中共中央代表和张、杨一起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蒋介石于24日终于接受联共抗日条件。蒋允诺返抵南京后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宋氏兄妹也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双方注意到宋庆龄在保障民权、营救政治犯和救国会领袖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以及她的崇高威望，决定与她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具体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最终结束，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为商讨对中共的方针，及对日本的政策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为配合中共的积极的让步政策，决定接受上年9月18日毛泽东来信中的请求，一改大革命失败以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第一次以中央委员资格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她总是把民族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恩怨置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领衔联合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3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这一演说是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的说明。她指出：“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先停止内战，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并大声疾呼：“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还针对汪精卫之流的反共叫嚣义正词严地责斥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她的这些见解是非常精辟的，句句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