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周恩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本文从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妥善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广泛争取国内外各种抗日民主力量三方面探析周恩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及其独特贡献。 关键词 周恩来 抗日 统一战线 独立自主 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无疑可以肯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建立和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始终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党内争论到党外谈判，从为统一战线的形成初步奠定基础的西安事变的解决到决定统一战线最终前途的关于联合政府的斗争，无不留下了他的深刻的影响。 一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首先有赖于本身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和主张。在反对和抵制“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周恩来作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声明、通电等，申明了坚决反击日本侵略者的严正立场。其中对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也逐步地有所反映，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但是，直至瓦窑堡会议之前，就全党的基本状况而言，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又受到共产国际一些错误策略的影响所造成的。 然而，在这个时期，一部分共产党人对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比较敏锐的观察和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团结其他力量共同进行抗日斗争方面，能够突破“左”倾关门主义的藩篱。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1933年9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十九路军派人到中央苏区，与共产党联系合作抗日反蒋问题。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很重视这件事，立即派人接洽。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的工作。10月，双方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欢迎他们的行动，采取措施同他们开展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但实行“左”倾政策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却认为福建事变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是反革命派别的骗人把戏。当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进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力主红军救援，周恩来并调红军三军团东出福建延平地区截击蒋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由于福建政府存在着种种弱点，加上共产党内对支援福建政府意见不统一，行动被延误，福建事变最后归于失败。后来，周恩来还作出种种努力，争取十九路军到苏区来，虽未实现，但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 1935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批判了党内反对统一战线的“左”倾论调，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此后，周恩来坚定地贯彻实行这一策略路线，更加殚精竭虑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瓦窑堡会议以后，周恩来参与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有比较重要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他和毛泽东、彭德怀等共产党及红军领导人联名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主张同在陕北的东北军首先实行停战，共商抗日。4月9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负责代表，前往当时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飞赴西安，参与事变的解决。周恩来及时把各方面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处置蒋介石和进行有关谈判的具体方针。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以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做了大量艰巨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初步奠定了一个基础。西安事变以后，周恩来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他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实行适当的让步，排除了各种障碍，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建立。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到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主要是抹煞国共两党及其不同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否认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抗战的领导权，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会后，王明继续宣扬其错误主张，并在他所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中加以推行。这一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是长江局负责人之一。他对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斗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 当时，在王明放弃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的情况下，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等作出很大努力，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和发展十年内战后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从1937年底到1938年9月，就有10个省先后建立共产党省委或省工作委员会。这些党组织逐步打开工作局面，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周恩来十分重视与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各界群众的联系。他在武汉工作期间，那里有一批全国性的或影响较大的抗日团体、组织，如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其中许多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关心、指导和帮助，这些团体、组织也大多数成为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抗日进步力量。在军事上，周恩来反对轻视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观点。他在多次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强调要“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抗战①；要“在全国战区敌后发展更多的游击根据地，来回答敌人的围攻，来吸引更多的敌人回攻敌后”②；要“在广大的敌后游击区域生长更多的正规部队”③。他还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方面，亲自做了不少组织领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