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康、张钧译 施拉姆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针对西方近年来诋毁毛泽东之趋势，在1994年3月号《中国季刊》上对毛泽东作出全面评价。他认为，在20世纪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超过毛泽东。虽然毛泽东受其他思想影响匪浅，但主要的还是马列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施拉姆以较大篇幅谈论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但他认为毛仍然是一个对各方面都有极大影响的人物。他称此文不是谈论毛本人，而是谈他对中国做了些什么。 他认为，首先，毛的所作所为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符合。毛年轻时的性格与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五四时期形成的，打有这个时期的烙印。五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赋予中国的思想与政治主流以激进的性质。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青年所关心的，这就是在由列强统治的世界中保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为此要吸收导致西方强盛的知识与思想，同时又要保留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换言之，他谋求同时促进中国的“复活”与“文化变革”。开始时，毛认为可以不对现有秩序作实质性的改变就能达到这双重目标。但不久，他得出结论，要拯救和更新国家，进行深刻的革命是其必要的前提。 1912年，他18岁时发表的文章颂扬了商鞅。到1917年，他认为中国人有许多不好的习惯，思想太陈旧，但西方思想也不全对，也需要象东方思想那样予以改变。1917至1918年，他热情地赞成一系列西方思想，包括他所说的“个人主义”与尼采的思想。然而，即使在五四时期最激进的时候，毛也不同意当时盛行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到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上说，应改造中国与世界，并认为改革是修修补补的办法，应该进行大规模地改造，走俄国的模式。这时，他已全力投入为中国共产党奠基的工作。这样在寻求改造与更新时，他终于在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西方思想中找到了答案。 当然，毛不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个列宁主义者。在他对马克思的理论有更多了解以前很久，就拥护列宁主义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毛说法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典范，而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原型。毛得益于马克思和列宁，但他得益于列宁和列宁的学生斯大林的程度又胜过马克思。 虽然马克思鼓吹暴力革命，但人们认为他主要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致力于解释19世纪在欧洲和美洲发生的巨大社会经济变革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而不完全是个政治思想家。相反，列宁却主要是一名技术人员，善于运用政治力量，加快革命的步伐，或在客观条件还很不成熟的地方进行革命。马克思亲身经历了19世纪推翻欧洲王位的许多动乱，而列宁则仅有1905年不成功的俄国革命的第一手经验。他生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对普通公民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毫无信心。在列宁看来，需要的是在革命精英的严格指导下的有纪律的行动，以攫取政权并将俄国拉入20世纪。毛对待政治的方法实质上与列宁的观念相符。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毛最爱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他读了一百多遍。当有人问他，从这本书里，他学到了什么？他回答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当然他知道，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植根于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然而，当胡乔木在延安时期，想要引起他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注意时，他却对之毫无兴趣（见施拉姆1989年5月19日与胡乔木的谈话）。换言之，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在于对具体时期（特别是西方历史上）的阶级关系作详细的分析，而在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是历史的动力这一基本思想。 他在农村战斗的20年里，他的战略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的，即人的革命潜力主要不在于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在于他所受压迫的程度。他还提出，对参加革命者的教育辅以思想灌输和改造，就能改变人的客观性质。这两个观念消弱了革命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毛自己的从农村夺取政权的道路合法化。 至于政治结构，毛泽东是列宁的真正学生，他在20年代就背叛了他年轻时的民主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说一旦将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就会有巨大的危险。他后来（1927至1949年）战斗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更为宽容。这一时期毛不仅要反对国民党和日本人以求生存，也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派。不论是在1930年的福建事变，还是1943年延安的肃反中，毛对犯有反对他的罪过的人是毫不怜悯的。 毛的思想是一元化，这要靠所谓“群众路线”来完成。这一政策的确是要将人民引入政治进程，以便激励并改造他们。然而，这并不仅仅是群众要求什么就做什么。虽然他是向人民征求意见的、但最终目的是要人民相信，领导人和党认为对他们最好的也就是他们所需要的。 1949年以后，毛维持统一的工具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新国家除了镇压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和帮助有幸成为“人民”的人改造思想而外，主要目的就是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 毛从马克思那里接受的观念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摧毁而是完成由资产阶级开创的工业革命。因此，要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致力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二者已改变了19世纪的世界，并将继续改造20世纪的世界。毛完全赞成“现代化”这个词的含义，在4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经常使用这个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毛一方面依靠1949年创立的“强大的国家机器”维持秩序，如果资产阶级敢于反叛，就予以镇压；一方面又提出了在符合中国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社会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化框架内进行改造和现代化的任务。这样，国营与私营、计划与市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该并存。然而，不久，毛自己就否定了这一过渡阶段的理论，而使国家走上了一条苏联式工业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