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历史交往由来已久。然而，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并不是持续不断的，曾因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等原因中断过。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才真正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国间持续20多年互不往来的局面，从而恢复了民间的文化交往。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以各种形式蓬蓬勃勃地向纵深发展，成为维护两国正常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回顾1972年至1992年间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概况，并就其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作出评价。 一、秘密接触及前期准备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邀请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的校庆。司徒雷登请示美国国务院，但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大局已定，试探美国政府的态度时遭到的第一个拒绝。而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 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后，在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在第三国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这种会谈一直延续到1970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相互敌视的年代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使两国政府间的信息保持一定的沟通。不可否认，大使级谈判也为两国民间往来创造了条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国大使级谈判开始一年以后，即1956年8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谈判代表王炳南代表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邀请美国的50个重要新闻机构派记者访华一个月。这一举动得到美国新闻界的热烈响应。美国政府在新闻界的压力下，勉强同意24个新闻机构派记者访华。9月22日，王炳南又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草案，但美方代表却以种种借口拒绝讨论中方的建议。② 在中美两国外交人士接触的同时，两国民间人士也曾有过秘密接触，这是鲜为人知的。这段接触可追溯到1956年。当时，中美两国都派代表参加在奥地利的巴登市召开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是周培源，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美国的代表是赫里森·布朗，他当时在美国全国科学院工作，负责美国与苏联、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事务。在开会期间，周培源与布朗秘密接触多次，专门讨论中美学术界建立非正式的国际交往等事宜。③这次历史性的接触，为尔后美国国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并开展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1966年，一个取名为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了。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为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间的直接交往给予指导；帮助并促进美国和其他地区对中国科技、学术机构及科技成就的研究；宣传并促进美中学术交流，为两国间的交流提供信息和渠道。”④该委员会由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领导。委员会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便是赫里森·布朗。 初期，积极参予委员会活动的有当时在美国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鲍大可等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塞茨任命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批委员。这13名委员中，7人来自自然科学、医学、工程学等领域，6人来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国家科学基金会董事长艾伦·沃特曼任第一任主席，得克萨斯州A和M大学地理科学院院长霍雷斯·R·拜尔斯任副主席。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其资金来源由两个基金会提供。委员会成立后，曾先后给中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发函，多次表示想同中国学术界建立联系的愿望，但都没有得到答复。⑤ 同年6月，美国另一个由学术、实业、劳工、宗教以及其他行业的著名人物（特别是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非党派、教育性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宣告成立。这个委员会是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西海岸教育署署长托马斯，同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中国问题专家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征求意见后成立的。其宗旨是，公开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在学术界和民间就是否改变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形成一致意见。 该委员会最初仅几十名会员，到1968年年底，发展为200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问题专家。委员会的资金大部分由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克里斯托弗·雷诺兹基金会和斯洛恩基金会提供。⑥ 1966年6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中美间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机会没有了，但是，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两个非政府组织仍在进行工作。1966至1972年间，这两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发行介绍中国状况的刊物及录音带；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和研讨会；邀请驻华外国记者和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向新闻界介绍中国国内状况；召开全国性新闻记者招待会；帮助研究院、大学以及中学开办中国学课程等。⑦ 这两个委员会的上述活动，在教育美国民众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评价美国对华政策；呼吁美国政府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为1972年以后的民间、非政府间以及政府间的交流，奠定了舆论和社会基础。 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年代里，在美国政府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这样的非政府机构之所以能开展上述活动，是与60年代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分不开的。 首先，60年代初，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主要官员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和稳定是不容置疑的，应当在适当条件下，调正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肯尼迪总统曾公开表示不能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而且在国务院重新录用中国问题专家。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