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海峡两岸再度分离的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认真不懈地探讨和寻求祖国统一的方式和途径，适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台方针政策，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本文拟就中共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一初步探讨。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对台方针政策经历了较大的演变发展过程，以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为转折点，大致可以分为“武力解决”与“和平统一”两个时期。 （一）“武力解决”时期（1949——1978年） 在这个时期，基本方针是以武力解放台湾，同时辅之以和平争取工作，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其间，从具体表现形态看，又大体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1、1949年至1955年4月为“单纯依靠武力”阶段。1949年上半年，随着大陆即将全部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提到了中共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一再电告第三野战军领导和华东局，请他们开始认真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努力争取台湾的国民党军队里应外合，以较少的代价，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台湾。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中国人民的光荣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1950年初，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第三野战军调兵遣将，加紧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同年4月和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并准备乘胜攻打金门，进而解放台湾。台湾当局感到大难临头，为了争取好一点的结局，曾派人前往大陆，试探国共和谈问题。可是此时远东国际局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战争，美国对台政策由对蒋“撒手不管”，改而为积极“扶蒋反共”。美国在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同时，并以大量军事经济援助，扶植国民党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停止了对国共和谈的试探，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复辟目标，并采取一系列军事步骤，对大陆进行骚扰窜犯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不得不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此情况下，解放台湾问题也就被搁置下来。 1954年，随着朝鲜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共又将解放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朱德在1954年“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为解放台湾，及台湾人民重回祖国怀抱，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随之发动炮打金门的战役。同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为了打击美蒋勾结的嚣张气焰，解放军于1955年1至2月，发动渡海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和大陈岛。 2、1955年5月至1966年4月为“以武力方式为主，辅之以和平争取工作”阶段。 鉴于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日趋严重，特别是1954年12月2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更趋复杂化。而国民党也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通过改造整顿和进行改良性“土地改革”，使台湾社会政局逐步稳定下来。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年春柏林会议召开，同年4月7日，日内瓦会议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国际紧张对峙关系有所缓和。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变化，中共对台政策开始作了一些新的调整。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周恩来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同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还提出，台湾军政人员可以同大陆亲人通讯，如回来省亲会友，给予方便和协助；如派人来考察保证他们来去自由。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共代表团时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能合作第三次！”① 但是，在当时国共两党严重敌对的形势下，中共的和平倡议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相反，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并向金门、马祖增调大量部队，而美国也在幕后加紧活动，有意压国民党接受其“划峡而治”的阴谋。在此情况下，中共于1958年8月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第二次炮轰金门，一是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二是以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在此同时，中共继续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进行了努力。1958年10月6日，中共国防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再次建议同台湾“举行会谈，实行和平解决。”25日，中共国防部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从长商议。”“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1959年9月17日，即在建国十周年前夕，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首次对“确有改恶从善”的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1965年7月，毛泽东会见李宗仁时指出，“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9月28日，陈毅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阐明说：“新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个党派合作的局面，欢迎李宗仁先生参加这个合作，也欢迎蒋介石、蒋经国能像李宗仁一样参加这个合作，欢迎台湾的任何人任何集团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这个合作”，并指出“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在扩大。”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