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表明：现实的起步总是首先开始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反面经验，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盛衰兴亡。正面经验固然可贵，而反面经验只要加以正确总结，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尽量避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乃是更加宝贵的财富。本文从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认真总结反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价值三个方面，论述正确总结建国后反面经验问题。 一、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党和个人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更快”，“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①这种学习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党所犯的错误。 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首先必须正确分析发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建国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主要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失误。“大跃进”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只靠群众的革命热情，通过大搞群众运动，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企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实践。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间不同，但发生错误的客观与主观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从客观方面来说，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其一是社会历史的因素。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特别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和幼稚病，使得人们在顺利的情况下，急于改变落后挨打的状况；在缺乏新鲜经验的情况下，就容易向后看，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出路。列宁早就说过，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过去靠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去解决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经验，现在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我们要解决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任务了，在这里不能向后看，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了。”②我们党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出路所导致的失误。其二是极端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确定了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就迫使我国领导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消除封建残余思想的毒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使其滋生蔓延开来，不仅毒害了人民，而且伟大领袖在骄傲了的情况下也难幸免。六十年代，苏共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并对我国施加了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妄想把毛泽东赶下台。1964年11月7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③从此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开展起阶级斗争了，分歧的性质定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毛泽东用很大的精力搞“反修防修”，特别警惕睡在自己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使党内关系日趋紧张。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既然是探索，犯错误就有某些不可避免性。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必定要经过反复实践和曲折发展的过程，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从主观方面讲，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其一，我们党长期存在的弱点是理论准备不足。早在1941年7月13日，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说：“中国党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精神亦是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④严格说起来，无论“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都首先在理论指导上出了问题。当前，“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⑤其二，毛泽东面对迅速取得的胜利过分自信而骄傲起来。这种骄傲情绪与理论失误结合起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严重脱离了实际和群众，对客观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量，干了不少蠢事。一方面片面夸大个人的作用，使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发展起来，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⑥要真正汲取历史教训，“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病，过去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⑦ 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还必须从党所犯的错误中真正吸取教训。只要能够从错误中勇敢地站起来，就能真正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教训有很多条，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大跃进”是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所导致的必然后果。“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产物。二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破坏。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得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要受到挫折。不论多英明的领导者，一旦置身于党之上，脱离广大人民，迷信个人，他就要步入岐途、危害党的事业。个人专断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迷信个人是与正确的集中格格不入的。 二、认真总结反面经验 “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⑧严肃地对待所犯的错误，是正确总结反面经验的良好开端。 首先，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反面经验。谁如果“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向后作巨大跳跃”的例证。主观上是想向前跃进，实际结果是向后跳跃。这种“向后作巨大的跳跃”为以后向前跳跃积累了丰富的反面经验，所以向后跳跃也不完全是坏事。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在总结反面经验时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导致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实事求是，不从当时的国情出发，不尊重客观实际，主观与客观严重脱离。因此，在总结反面经验时就更需要实事求是。对所犯的错误要实事求是，只否定应该否定的错误东西。对犯错误的人要实事求是，把错误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不过分追求个人责任。对由于失误所造成的后果要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否则就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其次，总结反面经验要把握好时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就有个时机问题。1978年12月邓小平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要总结，但是不能匆忙去做。”⑩可是到了1981年5月他又强调“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1)这一个“不能匆忙去做”，一个“晚了不利”，就充分说明了掌握总结反面经验的时机特别重要。所谓反面经验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局部性的反面经验，一种是全局性的反面经验。把握总结局部性反面经验的时机，必须注意三点：一、弄清楚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什么；二、要考虑全党的认识水平和承受能力；三、对因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暂不涉及，甚至可以做必要的妥协。总结全局性反面经验也有三点是值得注意：一、需要一定时间的缓冲。这是稳定情绪和冷静思索的需要，否则就排除不了感情用事和思维定势的影响。苏共评价斯大林和我党评价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照。二、需要有一个平稳的内外环境。平稳的内外环境是总结反面经验是否成功的必要条件。三、需要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开始，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在政治、组织上创造了条件，最后在六中全会上形成并通过的。操之过急不会收到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