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从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至1945年抗战结束这一期间集结于延安，经受革命战争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这一群体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而形成的，她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这一群体与近代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相比，有着显著的特点，为世人所瞩目。 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从其形成的深层原因考察，主要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社会使命感。 忧国忧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感品质，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化，这一情感品质已逐渐地积淀为一种制约与影响知识分子思想及行为的人格文化，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鸦片的烟雾、列强的进犯、国人的饥寒交迫，以及自身也遭受了精神上的奴役与生活上的贫困，使得他们中的一批敢于反叛传统、具有近代意识的人们，以崭新的文化姿态和人格形象，出现于国人面前，自觉地担负起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重任。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这一爱国主义情感品质，由一种被动的情感反应上升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这一个时刻起，几乎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象受雷击一般从惊恐中跃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①。“九·一八”事变后，仅上海一地，学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团体有35个，所组织的抗日集会达67次，发表的抗日爱国宣言、通电达94个，先后二次进京请愿②。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走上了一条以自身为主体的救亡道路。 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将改造社会、振兴民族之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觉悟和力量，他们在政治上具有依赖性。然而抗战时期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对依赖对象和救亡途径作出了新的抉择。“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在一百多天里全部沦入敌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联合抗战，但仍然推行片面抗战的路线，难以在抗战中有大的作为。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抛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寻找民族的、精神的新“支点”。正如上海大学生向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中所述：“是政府自绝于国民，而非国民先绝于政府”③。 这时，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与红色首都延安成了众望所归的一方抗战热土。中国共产党自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被国民党围剿、封锁、追杀的艰难境地。而在国难当头之时，共产党人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上，毅然决然地举起全民族抗日的旗帜。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共产党人又从抗日大局出发，敦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党先消极抗日，不断制造与共产党的摩擦；而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进步立场，并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延安成了有志于抗日救亡与正在流亡中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 在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作了积极的努力。党中央将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多次通知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他们要象与敌人争国土那样争取知识分子；通过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组织及一些进步的社会团体、社会媒界与知名人士，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仅在1938年5月～8月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 为了更广泛地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政策上也作了探索和改进。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及随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党长期以来在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革命的基本动力”。到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特点、阶级归属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较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进一步明确了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并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于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大、鲁艺、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为了使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能够更多地了解延安，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欢迎中外人士参观采访，扩大共产党与延安在民众中的影响。到了1937—1938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一股历史潮流。至1938年底，赴延知识分子人数已达十多万，形成了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群体。 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 （一）思想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指导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依其演进历程，自辛亥时代至抗战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代人。辛亥一代知识分子因其刚刚从陈腐的士大夫集团和旧式教育中挣脱出来，推崇的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民主学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承续了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注重于以“科学与民主”及反传统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建设，追求知识分子自身个性的解放，结果，“主义”与“学说”纷呈。大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因其是在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大多已领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尝试的错误之后，其中的先进分子开始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二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经受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阵痛之后，一部分人将自己的重心移放在文化事业上；一部分人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其指导思想游移不定。上述四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其传统文化“情结”影响与制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较肤浅，思想流程多变，以致未能在思想上对一种主义或一种政治主张形成一致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