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兼评抗战后期美国对华下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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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青岛大学师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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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中美关系史上,抗日战争后期都是一个关键性时期。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与国民党政府保持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美国政府,能够派出代表,进驻延安,这不仅跨越了中日战线,而且跨越了国共战线,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史上的第一页。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前前后后的探讨,尝试剖析一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得失。

      一、美军观察组的由来

      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转折性的胜利。欧洲战场上,苏联早已开始反攻,美、英已在积极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太平洋战场上,经中途岛海战和瓜岛之役,已基本取得了太平洋海上控制权。1944年4月,日本为了摆脱困境,抵消美国的海上威胁,发动了意在打通从东北到越南的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军队望风而逃,在以后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内,就损失了大批兵力,放弃了大片国土和众多军事基地,出现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这一快速失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面的腐朽无能,大大震惊了美国朝野,令罗斯福总统大为失望。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突然性崩溃”后在中国出现“权力真空”,罗斯福开始小心谨慎地改变其一味承认并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形势的发展使他感到必须找到新的抗日力量“来把战争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一批身在中国战场的美国有识之士,如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驻华外交人员戴维斯和谢伟思等,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憎恶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屯集军备、准备内战的卑劣行径,对国民党在抗日方面的无能尤有深切体会。因此,基于对战争前途的考虑,他们更早地积极主张正确评估我党我军的力量,迫切要求与我合作抗日。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派遣军事代表团去延安的计划,指出:“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事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①随着美国军方曾有过1944年秋天在华北登陆的计划和必须得到共产党配合的情况,戴维斯的这个报告引起了罗斯福的高度重视。6月2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就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直接会谈,23日蒋被迫同意代表团去延安,但要求把“美军代表团”改称为“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外交官谢伟思和卢登为主要成员的美国陆军驻延安观察组抵达延安,成为“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和报告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延安《解放日报》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②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外事工作》的党内指示,认为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标志着“我们参加统一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开始,和外交工作的开端”。指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动机主要是军事的,但是,“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以后就会有可能建立文化的,然后是政治的合作”。因此,“盟军应受到热情而适度的接待,必须力诫过分奢侈,同时避免冷漠”。③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是大量和卓有成效的。他们先后听取了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高级军事领导人所作的报告,对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了基本的了解;他们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我军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有了直接了解;除在延安附近活动之外,观察组还不断派出小组或个人到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惠特尔赛中尉为此献出了生命。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活动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向美国军方及国务院提交的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内容广泛而具体,包括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等,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包瑞德上校在其军事报告中,对共产党军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尽管他也看到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的落后和进行战斗的游击性质,但他认为,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的贡献“与当时国民政府军队的全部战争努力一样大”④。对于中共军队对战争的潜在贡献,他认为:“将来,他们也能够一如既往地作出新的贡献。……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⑤

      谢伟思作为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负责撰写了大量有关政治方面的报告。在《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的报告中,他认为,“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善着……这一运动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密切,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⑥。1944年8月23日,谢伟思同毛泽东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会谈,毛泽东就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因此,谢伟思在随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和美国的倾向性》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即共产党领导人自己不断发表的谈话,就是对中国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俄国的更重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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