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目前抗日战争史中对武汉保卫战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从整体上探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及其基本内容。同时，还以较翔实的史料阐述了新的阶段划分理由，概括了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牵制、人口与难民的疏散和武汉保卫战时期中日双方的文化氛围等这些足以影响整体性研究的若干问题。作者建议史学界应从挖掘重要的原始资料和提出新的见解入手，保障这一课题的整体性研究获得进展。 1938年的中日武汉会战（中国方面一般称武汉保卫战）是中日战争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其持续时间之长、作战范围之广及双方投入兵力之多，在中国数千年战争史上亦属罕见。然而，至今为止，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的研究中，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基本内容，都缺乏全面的记述和分析。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试图从整体观入手，有针对性地将这一特大战役作进一步分析，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任何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正确认识其阶段性是把握事物整体的关键之一。在武汉保卫战阶段划分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应分三阶段。有一种观点认为，“敌占安庆后”，“武汉保卫战之序幕遂拉开”；“10月25、26、27日，日军相继进占汉口、武昌、汉阳，武汉保卫战遂告结束”①。此种看法将安庆失守后定为武汉保卫战之始，而将武汉三镇被敌占领视为会战完毕，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对这次战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避和误解。对此，应该予以澄清。 其实，日军在进攻安庆之前即开始了进占武汉的战事。早在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部队占领安庆附近”。6月3日，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奉命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同日，淮河方面田家庵（今淮南市）失守。至5日，凤台、正阳关、寿县相继陷落。日军在淮河方面的攻势表明，其“攻占汉口作战”的北线战事业已开始，只是尔后黄河南岸花园口掘堤，致使寿县、正阳关一带泛滥，日军才逐步向蚌埠、合肥转移，同时将进攻武汉的主要作战路线自淮河改为长江。而在长江方面，为给溯江进攻的大部队打开水路，日舰在6月初即于荻港、铜陵、大通一带江面毁我水雷，破坏封锁线。6月9日，中国方面第三舰队以新编成的“扬子江部队”从南京出击，开始溯江作战。与此同时，由坂井德太郎率领的第6师团步兵第11旅团亦从合肥经舒城南下，企图拊安庆之背。由此可见，日军进攻武汉应始于6月3日以后，而6月12日占领安庆则为其前哨战阶段在长江沿岸的一次较大的战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进攻武汉之始，因而不能以此作为划分武汉保卫战开始阶段的标志。 那么，武汉保卫战何时结束？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后，并未停止其攻势，而是实行“追击作战”。10月26日，日本大本营指示，攻占武汉地区，大致以信阳、岳阳、安陆（汉口西北约90公里）附近为最终界限②。这就意味着日军的追击将分江北、江南两路进行。在江北，由于日军与伪军一起偷越应山黄门坳，致使武胜关、平靖关因失去西部依托而被敌突破，以及第五战区未组织有效的阻击，日军很快从平汉路东进占路西之应山（10月24日）、安陆（10月28日）、孝感（10月30日）、应城（10月30日）、长江埠（11月1日）、皂市（11月4日）。在江南，10月26日，敌华中派遣军命令第11军进入岳阳及崇阳附近。第二天，随着第9、第27师团进占粤汉线北段，第11军命令第9师团在贺胜桥附近集结后准备南进，又命令第27师团向咸宁以南推进③。尽管日军追击之势猛烈，但由于利用山地节节阻击，第九战区逐渐遏制了敌军的攻势。至11月中旬，双方对峙于新墙河至九岭（通城以南）一线。 上述情况表明，武汉保卫战的作战时间始于6月初，止于11月中旬。所谓三阶段，一般指前哨战阶段（6月3日至8月22日）、高潮阶段（8月22日至10月19日）和结束阶段（10月19日至11月中旬）。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还应有会战前的准备阶段。此阶段始于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之后，在这一阶段中，日本方面几经变动，最后确定了进攻武汉的时间和路线，制定了“汉口作战”的战略、政略和部队编成，形成了有关军队的进攻态势。中国方面则制定了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陆续构筑了武汉外围和武汉核心区的江防、湖防、陆防工程，确定了战区划分和部队编成，并形成了有关军队的防御态势。假若没有这些准备，历史上的武汉会战将是另外一种情形。 那么，上述武汉保卫战阶段的错划和漏划对其整体研究有何重大影响呢？ 其一，关于中日双方争夺武汉的重要目的。战争的准备、规模与进程往往与其日期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日军高度重视武汉的战略地位，企图夺取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或将其驱逐至西南边远地区，使其“沦为地方政府”，并且企图摧毁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因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于武汉。所以，日军对武汉会战极为重视，不仅在战前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而且在发动大规模战争而占领武汉的同时，又决定实行“追击作战”。结果，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及其外围，但并未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仍较为密切。尽管如此，日军在战前的各项准备及后来的“追击作战”与其作战目的显然是紧密联系的。并且，我军由于在准备阶段获得了抵御敌军的种种条件，才得以坚持作战，使日军大部分目的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