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指出，当前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十分关注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问题。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什么是“左”，小平同志认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①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其本质的方面是对立斗争的，其非本质的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本质的方面而忽视非本质的方面。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教训。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过，“左”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泛滥最长，危害最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连续出现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他们在政治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致使我党在那个时期一直没有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使我党长期孤军奋战，这是党的事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防止“左”倾错误重犯，是大有俾益的。 一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如何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当时党内的主要看法是：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认为，蒋介石的叛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阵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他如今和买办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这个时期出现的在党中央先后占统治地位的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都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当作革命的对象。要打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 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党内出现了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第一次“左”倾错误。他们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之中，资产阶级几次退出革命战线而走入反革命营垒”，“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阶级相联结相混合、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②1927年11月由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地投降了外国资本，”“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决议在提出“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的同时，又提出了“工厂归工人管”，“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的“左”倾口号。 1928年4月，我们党结束了瞿秋白同志“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的统治，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的估计和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六大”政治决议案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的反革命营垒”“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很快地，党又被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所统治。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指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 第三次“左”倾错误以王明为代表，它是在反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产生于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③王明在其“左”倾路线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写道：“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根据地推选了“左”倾的工商业政策。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通过的“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盲目规定工作时数，提出过高的工资标准和难以接受的福利待遇。同时执行了过“左”的商业政策，规定过高的商业税率，对商人过重的捐款、罚款。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推行的“左”的路线、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党内先后发生的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都主张，在政治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路线，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从政治方面看：一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毛泽东同志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④毛泽东同志认为，要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发。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绝不是革命的敌人，而是无产阶级要联合的对象。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者都是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任务没有明确规定，错误地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必须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因此，过早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没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从而划清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之一。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他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个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⑤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尽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革命中有软弱动摇的一面，但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而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区分清楚。把大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的叛变，看成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整个资产阶级都看作革命的对象，从而带来了为渊驱鱼的不良后果，给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