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为了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的参加者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陆定一同志是健在的极少数人之一。1980年，他谈了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并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论。最近陈清泉同志把它整理出来，又送给陆老过目，经他同意，在这里发表，供研究党史的同志参考。 八七会议前武汉的局势和党的情况 当我们问：八七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陆定一同志说：八七会议是在党和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右派是反对和共产党合作的。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起初还是以“左派”的面貌出现，中山舰事件、在江西惨杀工会领袖陈赞贤，特别是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实行白色恐怖，党和团在上海的活动都很困难，很多同志转移到了武汉。这时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了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表面上和蒋介石有分歧，实际上他们已暗中往来，排斥共产党。陈独秀仍然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搞自己的武装，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党内同志意见越来越多。武汉政府对于如何统治武汉拿不出主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可是资本家由于战争的原因，周围各省原料不能运来，产品销不出去，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局面。我们党缺乏经验，也拿不出办法来。4月底到5月初，党召开五大，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通过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希望他改正错误。但是决议不能实行，这次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6月下旬，党在武昌东湖召开会议，许多同志对党的路线提出意见。在这次会上，任弼时同志（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团的总书记）和我（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起草了一份“政治意见书”，对党推行的错误路线提出批评。陈独秀一看，气得当场撕掉，踩在脚下。后来陈独秀就掼纱帽不干了。 7月上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这种局势，同时组成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的常委会。7月13日，党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只是指出武汉政府限制工人运动，放任反动派向革命进攻，使国民革命陷于危境，还没有公开点名谴责汪精卫。虽然宣告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仍声明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同真正的革命份子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宣言是我们党的路线、政策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样作出这个决定的，后来才了解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主张。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即7月14日，汪精卫加紧了他的反革命活动。他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分共”。7月15日，又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汪精卫，于7月25日发表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夹攻中的奋斗》一文，竟把分裂的责任推给共产党。 当时我们还想争取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同汪精卫对抗，但七一五事变后不久，宋庆龄即离开武汉到上海，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决不参加任何活动，后来又出国到苏联去了。邓演达也离开了武汉。汪精卫反革命以后，他的屠刀即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杀来，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党、团和赤色工会都不得不转入地下。 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我们异常兴奋。留在武汉的同志怎么办呢？同志们一直在等待中央的指示。8月6日，任弼时同志通知我，明天去参加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开的是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他都没有向我说明。我想，既然是中央的重要会议，一定会对当前的局势作出重大决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明确了。这一夜我思绪万端，久久不能入寐，巴不得快一点天亮去参加会议。 八七会议开会的过程 我们问：八七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您一定还有印象，清您谈谈开会的过程好吗？ 陆定一同志说：8月7日早晨，我按照通知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现在鄱阳街139号）。这个地区住了许多外国人，有个惠罗公司，是一家洋行，专卖高级消费品，价格很贵，中国人很少去买它的东西。街上往来行人很少。街上有一列公寓式楼房，建筑形式完全一样。一楼是铺面房子，和二楼是隔断的，从临街雨廊直接上楼梯就到二楼。这里是我们的机关，住着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我看了后面没有人跟踪，才由雨廊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敲门，来开门的是洛卓莫娃，她是我们机关的管理人员，我们戏谑地称她的谐音“老祖母”，其实她才三十来岁。她认识我，很快放我进去了。会场很小，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三屉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会场里已有不少人，有当天到的，也有两三天前由“交通”带进来的。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如果敌人发现，很可能被一网打尽。因此会议也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倘若反动军警闯进来，我们就说是在开股东会议。 在我记忆中，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个人，二十人不到。前不久看到会议记录，才知道出席的代表共二十一人。其中： 中央委员十人：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中央候补委员三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二人：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中央委员三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一人：彭公达； 湖北代表一人：郑超麟； 中央军委代表一人：王一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