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以后，较之以前有了两大显著变化：第一，作为国民党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第二，工农分子和共产党员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增添了新鲜血液。这样，使得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较之改组以前更具有广泛性、革命性和先进性。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什么性质的政党？对此，学术界近年来大致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实质上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民主革命联盟。至于这一联盟的构成，又存在三种不同见解，目前高校中国革命史教材一般认为它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还有人认为它是具有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重性质的革命联盟。第二种意见认为，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本文赞同此意见，并就其资产阶级性质做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标准有三：1、要看这个政党的纲领，它反映哪个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一部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它是判断一个政党性质的重要标准。2、要看这个政党由哪些阶级或阶层的人来组成，谁又在其中起支配作用。这是一个政党阶级属性的决定部分。3、要看这个政党的实践活动，它在实践活动中是为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奋斗的。要弄清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当然要运用这三个主要标准加以具体分析。 一、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纲领来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全面地阐述了改组后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要实现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实际上，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为，尽管孙中山反对“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度，认为在这种代议政治下，“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①。但他又认为，共产主义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他曾说：“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②他的“五权分立”和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本质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五权”较之“三权”有所改良、完善。孙中山说：“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③那么，人民在这个“五权”国家中的地位怎样呢？他反复强调：“要靠人民作主”，④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⑤。然而，他又按照“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把人们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⑥，认为，中国四万万人中“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⑦他说：“照我看起来，这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⑧所以，“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⑨可见，尽管孙中山在新的民权主义中提出了主权在民和普遍的民权主张，但在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彻底实现人民的各种权利方面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他所要建立的，仍然是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毛泽东指出：“除了谁领导谁这一问题以外，当做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⑩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民权主义的阶级实质。进而，我们也就可以明了整个新三民主义的内容了。这就是：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新的民权主义），然后，再通过这个国家政权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发展资本主义（实现新的民生主义）。所以，新三民主义所反映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它仍然是一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二、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阶级构成和领导核心来看。国民党改组后，成份愈加复杂化了。其主要成份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此外，还有少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等。但其中主要的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国民党的主体部分。国民党“一大”以后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党部，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员（工农阶级的代表）在中执委和中央党部中的比例不足1/4，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没有共产党员，其他成份的代表者更少，占大多数的还是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蔡元培等，都是国民党领导核心中的骨干人物。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形成的领导核心中，虽然共产党人等占居近1/3的数量，但也并没有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相反地，出现的另一个事实是，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大”，当上了中央执委和常委，继而，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总司令）。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军政重要人物，他和汪精卫一文一武并列为国民党的两大领袖。（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主要的还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但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以后，日益向右转的蒋介石利用中共的右倾错误逐步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领导核心中排挤出来，直至国共分裂。纵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过程，组织上在国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形成这种局面，直接原因固然是由当时国共两党现状决定的，但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力图在国共合作中掌握领导权。且不说蒋介石、汪精卫，即便是孙中山亦如此。因为，孙中山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借助共产党人的力量，把国民党改建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然后用它按照资产阶级理想来改造中国。所以，他虽然赞同国共合作，但他绝不会让国民党的领导权落在共产党人手里的。这一点，在他对邓泽如等人的信的批语中说得很明白。邓泽如等右派曾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反对国共合作，担心共产党人将会掌握国民党。对此，孙中山批示道：“……若怕流弊，则当人人竭力奋斗，不可放责任，严为监视。如察悉有弊端，立为指出，以后我每两礼拜与各人集会一次，如遇有问题，可公开解决之”。(11)可见，孙中山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有条件的，是以服从国民党（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为前提的。他要求共产党人必须与国民党“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12)。因此，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未改变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