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共中央对瞿秋白革命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扫除了“文化大革命”横加于他的一切诬陷的灰尘，恢复和发扬了瞿秋白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的光辉。十年来，对瞿秋白著作译作的整理出版工作和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对瞿秋白的了解和认识在学术文化界和青年界中有所增加，但仍有待普及。在他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介绍和宣传瞿秋白革命的一生，号召党员和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向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学习，以继承他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他的崇高的革命精神，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瞿秋白的一生，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半期的历史紧密联系着的。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是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的活跃人物，随后又为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而投入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中。不久他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奔赴苏俄，在那里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和学习。他勤奋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广泛接触处于社会大变动中的苏俄各阶层人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等重要政治活动。这时他在思想上实现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作的大量新闻通讯，向国内读者最早系统地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的动人信息。他的这些经历和才能，很快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23年回国后，他担任《新青年》、《前锋》等党的机关刊物主编，在译介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与此同时，他成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领导人之间进行联系的重要人物，通过繁重的联络工作为帮助这两方面制定和推行革命的大政方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负责起草党纲。在中共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式进入中央领导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接受共产国际建议，准备建立联合国民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动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为促成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处理两党关系中的问题作出艰苦的努力，取得良好的成果。国共合作的实现，导致大革命高潮的兴起。瞿秋白通过参加实际工作的领导，为五卅运动、各个地方的工农群众运动和北伐大进军的发展指引方向，排除障碍。同时通过他所主管和指导的革命报刊，为革命进行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他还撰写大量论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文章，探索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面对敌人和同盟者从外部、内部对革命进行的种种破坏，他尽力团结骨干和群众，维护革命利益，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错误倾向，给破坏活动以坚决反击。他曾多次同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又较早地向中央提出警惕和防范蒋介石将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建议。1927年春，他看到党内右倾错误发展的危险，同这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建立血腥统治的时候，瞿秋白临危受命，于1927年8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使趋于散乱的革命队伍重新振作起来，团聚起来，继续战斗，使遭受惨重失败的革命事业得到挽救。这是中国共产党初期发展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瞿秋白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总负责人，当时年仅28岁。在这前后，他参与决定和指导了一些地区的武装起义。在他领导下，党在一个短时期内，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仅存的革命力量又受到损失。但不久他就承认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1928年6月，他代表第五届中央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总结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并再次对自己的“左”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两年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党的工作。他用很大的精力投入理论研究，继续写作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文章。1930年7月，他与周恩来同志奉共产国际指派回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和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不久后他被共产国际无端地指责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击，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三年他在上海白色恐怖下与鲁迅共同指导左翼文化运动，使革命文化事业能够冲破敌人的“围剿”出现繁荣。这时他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但把持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等人继续对他排挤和打击。1934年2月他到达瑞金中央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仍被排除在党中央领导之外。同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他被迫留在已被敌人控制的苏区，于1935年2月被俘，6月英勇就义于福建长汀。 瞿秋白从开始投身革命到最后壮烈牺牲，只有十多年时间，而他在实际革命斗争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等方面，竟为党和人民作出那么巨大而又多方面的贡献，这是十分令人赞叹和敬佩的。其中对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所作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尤其值得称道。他早年就树立了“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革命志向，并且估计到在前进中必然会有无数的艰难险阻以至挫折失败。但他坚定地认为经过多次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他确信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时郑重地提出“革命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分离”，始终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进行新的创造。在他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中，最早接触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的区别问题，最早提出和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对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党内最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十分关注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最早写文章作专门论述。就在他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他于1927年12月著文总结武装暴动的经验，提出首先控制农村，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几县暴动军造成地方割据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党的“六大”上再度申述这个正确观点，却受到张国焘等人的嘲笑和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理论上重视新鲜实践经验的敏锐性。他固然还没有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但在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过程中，他的确做出了一些独特的贡献。当然，对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很缺乏的年轻探索者来说，要冲破当时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严格限制，要摆脱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在短时期内就获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统一的完整的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瞿秋白的著作中的确不免带有早期探索者的不足和失误，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著作毫无价值不值得一顾，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作为一个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在寻找革命道路中所表现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在辛勤探索中的成败得失和在五百余万字著作中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其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