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制止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的同时，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统一财经、平抑物价。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制止住了持续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扭转了建国初期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局面，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础，把国民经济引上了逐步恢复和发展的道路。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对这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斗争初战告捷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为“不下于淮海战役”。① 一、建国前后我国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 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旧中国的物价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出现了不断上涨、且愈涨愈猛的特殊趋势。以上海为例，如果把1937年1-6月的物价指数定为100，到1945年8月则为8640000，即上涨了8万多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发展得更为严重，物价上涨的趋势也更为猛烈。1945年9月到1947年12月，上海物价指数上涨了242倍，1948年7月又比1947年12月再度上涨35倍多。市场物价的恶性暴涨，曾使国民党当局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代替法币，以期在经济大混乱的局面下垂死挣扎，挽救行将经济总崩溃的反动统治。国民政府特派蒋经国为“督导专员”，到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强制实施限价。然而时仅二月，限价政策即告破产，11月份的物价已平均比“币改”前提高了10倍左右。进入1949年以后，物价涨势更如断线风筝，扶摇直上。以上海为例，一月份上涨296.8%，二月份上涨670.9%，三月份上涨329.8%，四月份上涨2670.7%，五月份竟上涨8340.6%，1-5月份逐月平均上涨率达1149%。特别是四、五月间，物价不仅天天涨，有时一日之内竟会上涨2、3倍甚至4、5倍！物价暴涨之速率，开创了旧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录。 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因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消失。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又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4月间，以同年3月份平均物价为基础，4月份物价上涨了1.8倍；第二次发生在7、8月间，以6月份平均物价为基础，7月份物价上涨了1.8倍；第三次发生在10、11月间，以9月份平均物价为基础，11月份物价上涨了3.5倍；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1、2月间，以1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础，2月份物价上涨了0.9倍，物价上涨的幅度依然十分惊人。这种情况如长期继续，不但会破坏全国的工农业生产，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将加剧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也要进一步下降。如果继续这样，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敌对势力说什么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无法克服；我们的朋友中也有人怀疑我们的治国能力，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国内资产阶级则断言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说“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打零分。”因此，能否迅速抑制通货膨胀，安定和保障人民生活，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二、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基本原因 我国建国前后，物价上涨何以如此猛烈，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财政收支失衡、货币发行过多 建国之前，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乘胜推迸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军队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大增加，财政支出日益扩大，特别是军费开支十分浩大。据1949年统计，我国的财政支出中约有60%直接用于部队开支，如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输等费用，比例还要大些。在战争过程中，由于党对于一切不抵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增加了数以百万计的脱产人员。到1949年底，全国共需养活军政、公教脱产人员已达9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仅此一项，对人民政府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再加上1949年我国灾情严重，合计受灾农田12795万亩，减产粮食150亿斤，灾民4000万人。其中重灾区2800余万亩，亟需救济的重灾民约有700万。城市中还有400万失业人员嗷嗷待哺，国家的财政支出负担十分沉重。 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远远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当时我国的财政收入，50%是依靠农民交纳的公粮，剩下的50%中，一半靠税收，一半是包括战争缴获的其他收入。公粮主要在老解放区征收，在广大新解放区，因为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举，只能在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征收公粮。城市税收更少得可怜。据当时粗略计算，1949年全国财政赤字占支出总数的46.4%，其中华东、华北、中南、西北、西南五省区全年支出折成粮食需385亿斤，而收入仅为131亿斤，平均赤字占支出的65.9%。上海市的财政，6月份支出总数为20.11万元，收入却只有2.5万元，缺额竟达87%以上。财政入不敷出的巨大困难，甚至一度影响到部队所需经费的正常拨付，致使中南军区有些部队“伙食亦难维持，成都起义部队中出现了“三个月不发饷，不如找老蒋”的怪话。为了弥补这巨额的财政赤字，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行过量的货币。货币发行是以1948年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增加了约100倍，到1950年2月增加到270倍。货币的过量发行虽然暂时应付了国家急需的支出，但由于没有回笼、抵销巨额数量货币的物资，势必造成币值下跌，这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2、战争破坏了生产力，生产严重萎缩 我国建国初期面临的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和长期战争破坏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际，虽然老解放区已有1亿多人口进行了土地改革，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工农业生产正在恢复。但从全国来说，国内战争仍在继续，部分地区尚待解放。在广大新解放区内，盗匪猖獗、治安混乱，田园荒芜、生产停顿、交通瘫痪、商业萧条。以东北为例，战争使钢铁工业被破坏达90%，电力工业达50%，一般工业达50-70%。再从生产情况看，以1949年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50%，其中重工业降低70%，轻工业降低30%。钢年产量仅15万吨，下降87%。原煤年产量仅3243万吨，下降47.6%。原油下降62%。棉布下降32%。农业总产值仅为抗战前平均水平的75%，其中粮食年产量仅2162亿斤，下降22.1%，棉花年产量仅889万担，下降48%。我国在世界上号称农业大国，但每年却仍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和棉花，以满足人民吃饭穿衣的基本需要。在交通运输方面，全国所有的铁路、公路，在解放时几无一线一段能够通车，轮船则被迫凿沉和开走。航空方面也只留下了破烂的机场。由于生产力的被破坏和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必然造成物资供应的严重不足，这是建国前后物价激烈波动的基本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