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刚刚建立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舆论冲突，矛盾集中在“人权”与“法治”两点。这场冲突显示了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在后几十年思想文化上根本分歧的性质。本文旨在对当时这一场严重冲突作出历史的分析的同时也对其背后潜藏的文化意义作出理论的评析。 1926年7月至1927年5月，胡适在海外住了十个月，就在这十个月里，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这时胡适游历了欧美回国途中已到了日本（4月24日到横滨）。下一步怎么走？去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或南京？还是回到仍在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他不免有些犹豫，故停在日本观望了三个星期。 这时胡适在国内的朋友们纷纷写信劝他在日本停一段时间，至少不要回北京去，以免政治上陷于被动。高梦旦4月26日写信给他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几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4月28日他的学生顾颉刚致信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他劝胡适最好留在上海搞著述研究，“如嫌上海烦扰，则南京、杭州都可以，反正要在革命军势力之下做事”。顾颉刚又奉劝老师：“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就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1927年2月2日）顾颉刚甚至劝胡适“最好加入国民党”，政治上顺从他们。先避祸远害，然后再谋自身学术方面的大发展。因为顾氏认为“先生在文化上使命甚大，不值得作无谓的牺牲”。胡适对于顾颉刚的劝告，心里是颇多赞许的。他后来决定留在上海并努力谋学术方面的发展不能不说与顾氏的相劝有关系。但要与政治“截断”，顾氏显然又不很理解胡适的“才性”和“所处的时势”，而“加入国民党”更是不思议的，这是完全不懂政治、也不爱惜名誉的书呆子的馊主意。但“顺从”一点胡适毕竟还是认真考虑了，当然这“顺从”里还包含了对他们的“期望”。 胡适在日本三个星期中又认真阅读了那一段时间的各种政治报刊，终于打定主意：回上海。在新闻媒体方面，他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赫贞(M.O.Hudson)谈话的机会发表讲话：“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此外，胡适在对中国学生谈话，对日本报人谈话中也屡屡肯定地表示：“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这个政治表态似乎不是违心的或策略性的。胡适在旅欧期间已多次公开表态，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国民党倘能完成这一份革命统一的工作，他理所当然是支持的。胡适作了这样的政治表态之后，于5月17日自日本的神户乘船回国，20日抵达上海。 胡适回到上海，开始了他原计划中的学者教授的学术著述生活。但胡适对政治问题的兴趣似乎并没有丝毫的减弱，他密切注视着中国政局的躁急变动，注视着国民党新政权的种种政治决策与行政思路，他不肯放弃他自己的所处的时势与地位的历史职责，时刻准备以社会的良心正面发言，在政治舆论上为执政的国民党指点一条通向民主法制的建国治国的大道。 胡适最感到吃惊的是国民党在军事革命前后宣传过于淫滥，党的“宣传”成了一桩“极重要极有魔力”的大事业。北京被改名为北平，有人还提议改南京为“中京”，有人提议“故宫博物院”应改作“废宫博物院”，“孙文”的名字很少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尊称他为“先总理”。国民党的党徒不少成了中国传统“信仰名的万能”的“名教”的信徒，口号满天飞，标语满墙贴，连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胡汉民都写信向胡适诉苦：“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的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仔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罢。”胡适的《名教》一文便是针对国民党宣传中“标语口号”的泛滥而痛下的针砭。他认为那些中了中国传统“名教”之毒的宣传只图得心理上的过瘾，实际上毫无意义可言。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在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一样——“同为废纸而已”。他批判道：“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胡适又进一步分析标语口号的政治用意，现在的许多标语，大部含有个诱人褒贬的用意：宣传便是宣传这褒贬的用意。说某人是“忠实同志”、“总理信徒”，便是教人“拥护他”；说某人是“军阀”、“土豪劣绅”、“反革命”或“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然而，“不幸，标语用得太滥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拥护之列了；今天的忠实同志，明天又变为反革命了”。不仅不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容易造成价值判断的错乱与颠倒。一个党一个政府不去做认真的改革事业，不去做脚踏实地的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而陶醉在崇拜名教与标语口号的现代迷信里，实在是很可悲的。国民党的宣传事业在胡适眼里是如此的可恶、可憎。胡适告诫“现在的治国者”：“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触发胡适对国民党政治尖锐批评的第一件事是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一位上海党代表陈德徵的一项荒谬的提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大意是有鉴于以前对“反革命分子”定性处置的法律程序过于繁琐，法院太受证据束缚，宽纵了许多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使之逍遥法外。因此他建议采用新办法：“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胡适认为，这种以党代法，“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的议案，倘获通过，岂非民国根本取消法治了吗？他写信给司法部长王宠惠（3月26日）责问道：“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胡适接着又不无讥讽地说：“其实陈君之议尚嫌不彻底。审判既不须经过法院，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与执行，皆归党部。”——“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胡适又将此信寄给国闻通讯社想作为“新闻”公开发表。国闻通讯社未敢刊登胡适的新闻信稿，但《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却登出了陈德徵批驳胡适信稿的短文《胡说》，指责胡适：“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①胡适尝到了国民党舆论力量党同伐异的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