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新生的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用当时的一句话概括，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事实也如此，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也是这样排定的，革命在前，建设在后。 一 毛泽东历来关心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建国之初，国内上映了一部反映清朝末年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武训传》。毛泽东看后认为这是一部问题严重的片子，而当时的文化界对此的反应却是一片赞扬之声。为批评这种现象，1950年5月20日，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应当说，《武训传》的编导者的创作初衷是为了配合当时全国兴起的扫盲运动，创作动机是积极的，但放映后却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效果。影片中，作者不惜笔墨，展示了武训为办义学所受的种种苦行，乃至丑行。只在影片结尾借用一位女教师的话，对武训做了轻描淡写的否定，但整部影片所显示给观众的是对武训一生行乞办学的赞赏，唤起观众的只是同情。因此说，这次论争还是必要的，它澄清了旧社会穷人受苦不是因为没有文化而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结果。但这次论争采取了群众性的政治批判方法，为以后正常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开了主观、武断、动不动就扣帽子的风气之先。 时隔两年，由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的一篇批评俞平伯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对胡适思想的政治批判。毛泽东很支持两位青年，1953年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准备以此为契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此后，北京及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各地有关部门，文化团体纷纷召开批判会、讨论会。这次批判的规模超过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判的矛头指向唯心主义，批判的性质也变成了敌我矛盾。如果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助长了文艺界，特别是文艺批评领域“左”的东西、教条主义的盛行，影响到文艺创作的繁荣和百花齐放局面的形成，那么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无疑对学术界是一次重创，使得一些学有专长的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害怕犯政治错误，不敢搞真正的学术研究，或人云亦云，或噤若寒蝉。 从1955年初开始，我国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全面批判。这次批判涉及的范围之大，影响面之宽，株连的人之多，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胡风本人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头目，遭到长达23年的监禁，精神和肉体上受到非人的待遇。一些胡风过去的同学、学生，包括读者都遭到政治迫害，甚至被逼而死，把本来是不同文艺观点、创作方法的分歧，最后演变成一场全国规模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流毒和影响的运动。规模和定性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胡风本人被投进了监狱。当时文艺界、学术界等许多知名人士都发表了谴责和批判胡风的文章，《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还辟出专门版面，集中发表这类文章。 胡风向党中央反映自己对文艺界看法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及私人通信，被断章取义，摘抄发表，引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的义愤。这场斗争使许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迫害，沉冤多年，身心俱损。 建国之初，意形态领域里开展的这三次批判，是把不同的思想认识，学术见解上升为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这些都为此后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里接二连三的斗争打下了基础。使得以后的批判较之这三次有过之，无不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 二 胡风事件之后，在文艺界、知识界引起很大震动，不少人心有余悸，人们担心自己祸从口出，学术空气非常沉闷。为进一步繁荣和活跃文化科学事业，1956年4月25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①毛泽东在当时一再重申“双百方针”，目的是使一度沉寂的文学艺术和学术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在方针政策方面，给建国后的文化艺术界一个比较明确和权威的说法。然而经过上述所说的三次批判，人们对此的反应并不象所预料的那样欢欣鼓舞，跃跃欲试，而是观望不前。在这种情况下的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的方针……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②然而事实的发展却远非如此，当人们还沉浸在大跃进的狂热中没来得及清醒，就被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惊得目瞪口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只是在报刊、杂志上亮亮相，就被反右扩大化所淹没，一些人仅仅说出了自己对时局的一些看法，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身心长期受到伤害。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我国的阶级斗争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号召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不论做任何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自此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一切政治批判，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首先是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这本是一部纪念先烈、教育后人的小说，经过康生等人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后，就成了“为高岗翻案的小说”。牵连了上至国家副总理，下至一个普普通通为作者提供过资料的陕北老农，有一万多人受到迫害，成了一件耸人听闻的文字狱。文化部是最先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一个部委，批评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四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③文学艺术界的一些领导和知名人士受到了点名批判，一些小说、电影、戏剧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冷宫。同时，这种错误的、过火的批判迅速扩大，延伸到哲学、经济学、历史、教育等各个领域，使一大批文艺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受到冲击和批判。在文艺界是对陈荒煤、田汉、夏衍的批判；在哲学界，是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的批判；在经济学界，是对我国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在史学界，是对老一辈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等等，不一而足。随着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批判的升级，全面否定、过火批判成了当时的一种模式。到1965年，这种政治批判达到了登峰造极，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就等于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