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关于当时的国内背景，已有不少论著作过研究，而对于当时国际背景的研究迄今还不多见。本文拟对此作一番考察。 一、70年代后期的国际形势 回顾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美苏争霸。苏联利用其急剧膨胀的军事力量，趁美国在越南战争后力量削弱之机，大举向外扩张，发起了全面攻势。从1975年以后，苏联利用和派遣雇佣军，先是武装干涉安哥拉，继而又两次入侵扎伊尔，接着又渗透到非洲之角，策动进攻索马里，然后又把矛头指向波斯湾。与此同时，苏联还继续插手中东、印度支那等地，制造动乱，从中渔利。苏联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已遍布于东欧、蒙古、古巴以及非洲、亚洲、地中海、印度洋，境外驻军已达70万人，超过了美国40万人的海外驻军。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当然不甘心只是被动防守，经过重新调整全球部署后，开始采取了种种反攻措施。一方面，积极扩充军备，加紧研制新型武器；另一方面，对苏联的扩张极力围堵和牵制。从而使美苏两国不仅军备竞赛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各不相让。在当时频繁发生又旷日持久的地区冲突中，几乎都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和操纵。 不过，如果再作进一步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就在美苏两国激烈争夺，战争危险严重存在的现象背后，一种新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也在这一时期孕育和发展起来，这就是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出现这种趋势，不仅由于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反对战争，以及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主体的联合反霸斗争的开展；更主要、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经济方面。经济发展状况是一切国家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美苏两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大国，所凭借的无非是长期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庞大的战争机器若没有经济力量作后盾，既不可能形成，也难以发挥效力。然而，历史经验证明，一旦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任何强大的经济力量都迟早会被挥霍掉，走向衰落。霸权主义政策的推行者们也许并不考虑经济的因素，但经济因素却足以制约任何霸权势力，并最终使他们遭到破产。70年代后期的世界经济，已经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制约作用。其具体表现在： 一是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已明显受到了经济困难的制约。两国都越发感到，自身力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各种困难和问题的增加。这些困难和问题又主要来自经济方面。美国的经济衰退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国力的衰落迫使它不仅在同苏联的争夺中处于守势，而且在西方盟国中也失去了往日那种左右全局的能力。苏联虽然号称是“正在上升中的国家”，但这一时期也暴露出经济力量衰退的窘态。例如：1970年苏联的经济还在以9%的速度增长，但以后就持续下降。1975年到1978年一直在4%-5%之间徘徊；①工业生产增长速度，1970年以前是7%，1975年以前为5.2%，1976年以后只有3%②；它的全部国民收入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③尽管如此，为了同美国争霸，却不得不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1975年到1978年其军费开支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0%，军事工业增长率则高达16%④。为了支撑这种畸形发展的国民经济，弥补资金的不足，苏联不得不向西方国有举措外债。到1977年，苏联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已达268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近16倍。⑤经济困难的苏联虽然到处扩张，但遇到第三世界各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时，又不能不有所收敛，暂时收缩。虽然耗费了巨大国力投入军备竞赛，却始终无法取得压倒的优势，更不敢贸然发动世界战争。于是，美苏两国只好借助于谈判方式来约束对方。仅1977年美苏两国就进行了10场裁军谈判。⑥这既表明双方对于谈判缺乏诚意，又暴露出双方对于争霸的力不从心，主要是经济力量越来越难以支撑军事上的角逐。 二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困扰。1973年到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次战后40年中最严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均在这次危机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1974和1975两年中，美国、日本、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出现了负增长⑦。这次危机宣告了从50年代以来将近20年所谓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并成为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即由迅速增长阶段转入缓慢发展时期。与西方国家以往经历过的周期性危机不同，这次危机过后，迟迟没有出现经济回升的迹象，而是长时间徘徊于停滞局面。1976年后，一些国家虽停止了经济滑坡，但从总体上看，仍回升乏力，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材料，以美国、西欧等24个西方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73年以前是5%，1974年到1979年只有2.7%；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73年以前是5.6%，1974年到1979年降为2.2%。⑧因此当时有人把西方国家的经济恢复称之为“蜗牛式的爬行”。⑨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通常用来刺激经济回升的主要办法——对固定资本的投资不振，从而导致生产下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等。要扩大投资，又遇到了市场萎缩的困难。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自身市场的狭小，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扩大国内市场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效果都不理想，因而只能向国外市场找出路。而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市场同样不景气。例如197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11.5%，1976年为11%，1977年降为6%，1978年又降到4%。⑩世界市场日渐缩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回升，延长了危机后的萧条。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缓慢，但生产依然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开辟新的市场，以求摆脱经济困境。因此，这一时期一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晤，讨论的都是如何应付经济衰退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需要使他们不仅无力参与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而且还不能不联合起来反对和制止霸权主义者的战争威胁，从而使霸权主义者受到了进一步的制约。 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严峻任务。这些国家虽然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并没有在经济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控制。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此时又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剥削越发加重，处境更加恶化。除少数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越来越穷。如在世界贸易额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1970年还是17%，到1975年以后已不到11%。多数国家在对外贸易上都是逆差，负债越来越多。当时有86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1970年是641亿美元，1977年已增加到3000多亿美元，其中长期债务超过2500亿美元，短期私人债务超过500亿美元。(11)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外来压迫和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并为此进行了持续斗争。1974年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一斗争在70年代后期，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上的共同目标又必然促成政治上的联合斗争，发展中国家政治上联合反霸的斗争也不断高涨。这种斗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本来就有传统，这一时期不仅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1975年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1977和1978年扎伊尔人民在其他国家支援下反抗苏联雇佣军入侵的胜利等，都显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斗争的力量。这对于争夺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