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为纪念这场空前规模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本刊特在第二、三期开辟专栏，刊发有关二战史方面的文章，以期警示世人：和平来之不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定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同时，历史就是历史，战争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中国是首先展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并承担了世界东方的战争重担。与其并行的，中国战场起则成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点，继之在客观上又是美国得以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基地，但其结局却使中国权益受到战略性重创；其直接根源来自“雅尔塔体系”的中苏美关系的战略变位。因此，有关二战时期中苏美关系不仅是现代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的枢纽所在，而且又是构建未来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推进战略反思的首要起点。 一、中国——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点 30年代，日本和德意法西斯先后在亚洲和欧洲发动侵略战争。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时刻，德国的侵略主攻方向是“西进”，还是“东进”；日本是“南进”，还是“北进”，成为苏联必须判明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俄国历史上的警示，还是从现代苏联地缘政治所处的战略方位，当务之急必须在国家防卫上防止两线作战的危险，特别是要避免日本与德国从东线与西线对苏联造成夹击之势。 斯大林的国策构思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着力于调整中苏关系，使中国成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点，并在这个基础上，调整苏日关系，以从根本上免除远东法西斯的入侵之患。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正是中苏关系紧张时期。1927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断绝交往；中苏两国1929年的中东铁路冲突，严重地恶化了双边关系，从而引出了1930-1932年的中苏会议。这个无休止的会议在远东形势突变的情况下出现了重大转折。 1931年9月，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在世界东方开战，令苏联政府对此或袖手旁观、或者联华防日；对中国政府来说，或是祸水北引、或者联苏抗日。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苏关系到位，从1932年12月12日起，中苏两国正式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 促成3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正常化，从中国政府角度看，没有条件在实际上解决中东路问题，更无力威胁苏联。即使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蒋介石也一再指示东北张学良，强调对苏方针是“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国民党政府对中苏边境冲突是持“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已经发动侵华战争条件下，中国政府便因势利导的从以前的“防苏”调整为“联苏”的对苏联外交方针。 苏联政府长期非法坚持对中东铁路的某些权益，既坚持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又相机扩展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中东路事件前，掌管铁路实权的苏方路局局长则握有较为独立的权利，在路局18个处级单位中，苏方处长为14个，中方处长仅有4个。在苏联政府实现对中东铁路共管后，其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说：“在理事会中，我们占有优势。局长是我们的人”，“恢复了我们在中东铁路的权力”。时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苏联政府便把其爱不释手的中东铁路问题“录以备考”，迅疾地调整中苏关系，采取“联华防日”的政策。苏联政府认定，日本法西斯是其远东的一大隐患，一旦它恶性膨胀，终将危及苏联的国家安全，并将在未来遏制苏联在亚太的战略态势。同时，苏联对日本也不能引火烧身，因为苏联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可能。权衡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苏联政府便采取了援助中国抗日的政策，以求用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无力北上。这种构思在实际上就是苏联把中国作为它以后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点。 苏联把中国作为自身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构造：一是强化中国战场的战略张力，其主要方面是援助中国抗日；二是把远东作为苏联坦克机械化集群的战略理论的演习场，以求直接遏制日本“北进”中，扩展远东的战略威慑力量；三是直接助推蒋介石抗日，并在助推中实施情报支持，以求相机调整苏日关系。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大的援助。其军援主要是军用物资（贷款）和人员的援助。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曾说：“在外援方面，自1937年七·七以后，直至1941年苏德战争以前，整整4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物质，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向中方提供信用贷款共3笔，总额为2.5亿美元，中方实际动用1.73亿美元。贷款均为低息（年息3%），规定中国以茶、羊毛等农副产品以及锡、锑、钨等稀有金属偿还。1939年初，苏联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3665人。苏联向中国派遣志愿飞行员700人，其中约200人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同时，苏联政府还为中国培养飞行员，1938为200人，1939年为1045人。当然，按照两国政府协定，苏联所有这些援助，均不准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求实地说，苏联在当时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上述的援助是应该得到中国人民高度赞赏的。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也该承认，扩大中国抗日战场的战略势能，同时也就是扩张了对苏联的最大的战略支撑。蒋介石曾向斯大林表示：“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利害与共，而在外交上尤须共同一致。”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并在6月30日正式要求日本对苏开战，此事又一次激化了日本国策层的“北进”与“南进”之争。日军总参谋长杉山说：“现在，在中国使用了很大兵力，北进实际办不到。”事实一再表明，在客观上，苏联未曾陷入两线作战的深渊，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整个中国战场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巨大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