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道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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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战役,是抗战初期中日双方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的一场总兵力达百万人的大会战。这一战役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帷幕,对抗战的进行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这一战役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特别是有关战役战略问题,见仁见智,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统帅部通过发动淞沪战役,将日军主力由华北吸引到华东,使日军原定由北向南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沿长江仰攻,解除了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将中国东西部一分为二的威胁,中国军队由此得以沿长江节节抵抗,从容退入既定的西南根据地,赢得时间,实现持久抗战。①另一种意见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统帅部在淞沪战役中,目标不明确,准备欠充分,既没有改变日军进攻方向的既定战略,也未能真正改变日军的进攻方向,由于战略失误导致的巨大牺牲,严重挫伤了中国军队继续抗战的能力,战略失分远高于得分。②两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从不同角度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战役的认识,但由于讨论多局限于战役本身进行,对战略制定的背景、过程及战略发展的阶段性研究不够,有些观点和结论存在着忽视战争艰巨性、复杂性、全局性,忽视战争本身趋势的缺失。本文愿从战前准备、战场态势、战役设想及战略发展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再作探讨。

      一 国民政府的战前准备与初期战略

      淞沪战役发动时,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已对中国军队展开了猛烈进攻,华北战场我军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帅部决定主动开辟新战场,在上海地区对日军发动攻势作战。这一决定和国民政府的战前准备及总体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有着密切关系。

      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准备充分注意到华北前线及沿海地带作为战争前沿的重要地位,将其列为战略首要之区,同时出于对当时中日两国军事力量悬殊对比及华北特殊政治态势的考虑,对后方防线也十分重视。蒋介石认为,川黔一带作为理想的抗战根据地,至关重要,而九省通衢之地武汉,东控长江,西扼川黔门户,更为一战略要冲。早在1933年2月,他就指示:“长江沿岸各要塞……必须构筑防御工事”③,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苏皖鄂赣各省江岸,分散布置潜伏炮兵……此种潜伏炮兵阵地,构筑至易,须多设处所,以便战时可常常变换,出敌不意,乃能收要击之效。”④1934年,根据国防计划,中国开始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构筑大规模防御工事。1936年初,蒋介石致电陈诚,指示:“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进行,昼夜赶筑,务限本年四月底完成。”⑤他还告诫程潜等人,对“东西梁山、马当、湖口、田家镇各要塞,希派员切实调查设计,以便第二期工事修筑时,亦可加入在内”。⑥“对于长江中游,及上游,均筹建游动炮阵地,以期节节防守”。⑦蒋介石对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防线的重视,在下面一段话中表露无遗:“现在我们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讲:中国的精华——国家生命的根基是在长江流域……所以我们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⑧确实,当时国民政府军政统一可资依赖的几个省份也正是沿长江一线展开。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制订沿长江节节抵抗的国防计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就蒋介石一贯军事思想言,他向以武汉、川黔、秦晋为战略要地。早在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开府广州时,蒋介石提出北伐战略,即以武汉为中心,四川、秦晋为必争之地。1921年,他致书陈炯明讨论北伐战略时,再次强调:“以后关于全局战略……以时间论,则对蜀当先对吴,以地势论,则先当图蜀而后可以统一长江……若为根本解决中国计,尤当以西北为根据。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图之。”⑨1926年北伐时,他即采取正面主攻武汉、控扼长江,西南稳住四川、西北联合陕冯(冯玉祥)、晋阎(阎锡山)的策略,获得很大成功。当然,中日战争和当年形势已完全不同,对立焦点主要在华北和沿海地带。但由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初期在华北、沿海进行的战争必然要向腹地延伸,尽早建设抗日根据地,建立巩固的抗日大后方至关重要。因此,以长江、武汉为龙头,绥靖秦晋,抚和滇桂,控制川黔仍具非同寻常的意义。对这一点,蒋介石曾谈到:“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象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仍无对日抗战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⑩1935年7月,他明确提出:“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地,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以甘肃、云南为后方。”(11)同年,他亲自主持开办峨嵋军事训练班,在重庆设立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相机处理军政要务,抗战大后方基础逐渐奠定。

      由于蒋介石对日战略构想中予长江流域及川、黔、陕以重要地位,对上海、南京、武汉长江一线作了特别部署,因此,对这一带作战抱有较大成算。抗战爆发后,中国统帅部主动出击上海之敌,和这一点密切相关。

      二 战略初期的战场态势

      中国统帅部决定在上海地区发动进攻并扩大战场时,华北地区我军战况明显不利。

      根据国民政府事先的判断,战事爆发后,日军“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登陆,截断我南北联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一部由扬子江口和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12)针对日军进攻方向,战争初起时,中国统帅部在华北投入了全国60%以上兵力,采取重点部署、立体防御方针,力保山东、山西平汉线两翼,在平汉线正面与日军周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强调在平汉路正面与日军相持,实施柔性攻击,晋鲁两个侧面则利用山地固守,对正面日军构成犄角之势。应该说,在日军汹汹而来的战争初期,中国统帅部对日军攻击方向的判断是准确的,力守晋鲁,在战场侧面争取主动,避免在平汉路正面实施日军期望的主力决战,这一战略构想及战略展布也颇具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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