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曾准备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决战。如《李宗仁回忆录》中提到，台儿庄战役后，日军调集30万大军，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我方统帅部”“也调到大批援军，想在徐州附近和敌人一决雌雄”。陈谦平在《豫东会战述论》一文中也写到，“1938年4月，蒋介石调集60万大军部署在徐州附近的陇海、津浦两铁路沿线，图借台儿庄大捷的余威，反攻山东，同日军一决雌雄。”（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徐州会战的当事人程思远在他的回忆录《政坛回忆》中述及此事时这样写道：“当时蒋介石坚持，为扩大台儿庄胜利的战果，应在徐州进行决战。李宗仁却不同意，他说：‘我们趁敌人趾高气扬，暴露轻敌的弱点时，予以迎头痛击，稍挫其锋，是完全必要的；但想在此四面受敌的平坦地带，和日军进行战略决战，则有违背长期消耗战的既定方针。’但因为蒋意甚坚决，李宗仁只好妥为布置”，由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也提到：“台儿庄战役的失败，日寇并没有改变进攻徐州的计划，”……然而，“国民党对此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相反却过分夸大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把台儿庄战役宣传为‘中国的坦能堡战役’，说什么下一步就是中日之间谁胜谁负的‘大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等等。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一决雌雄”也好，“大决战”也好，其意都是指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决战，而非战役决战。形成这一结论的根据则是蒋介石“被台儿庄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低估计了日军的力量，”（王维礼运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事本末》第889页。）侥幸取胜的“速胜论”心理占据了支配地位。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本文拟结合史实从四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看法，请史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为不致引起误解起见，首先有必要对“战略决战”和“战役决战”的不同含义加以区别。“战略决战”是指敌对双方使用主力进行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是带全局性的。而“战役决战”则是指在一定方向上和一定时间内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在战场上进行的个别的，孤立的战斗，它对整个战局的变化不产生实质性和关键性的影响，因而带有局部性。“战略决战”以其战争规模的大小可以由一个或若干个“战役决战”组成，但是，这个或这些“战役决战”必须对整个战争的胜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战争全局产生直接的影响，方能称之为“战略决战”，否则，只能看作是个别的孤立的战役或战斗的决战。毫无疑问，台儿庄战役本身属于后者，而不属于前者。在弄清“战略决战”和“战役决战”的不同含义之后，我们再来分析上述结论。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和魏宏远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明确使用了“战略决战”或“大决战”的字眼，似不致引起误解。那么对《李宗仁回忆录》和陈谦平《豫东会战述论》一文中所使用的“一决雌雄”究应如何理解？“雌雄”乃“高下”、“胜负”之意，“雌雄”在这里使用自然是指战争的胜负而言。既然台儿庄战役之后，最高统帅部想在徐州附近与日军“一决雌雄”，这就意味着台儿庄战役还没有决出“雌雄”，而事实上，台儿庄战役已有胜负之分。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台儿庄战役之后的徐州会战所决出的“雌雄”与具有“战役决战”性质的台儿庄战役的胜负是有原则区别的。因此，结论很清楚，最高统帅部要在徐州附近进行的决战自然带有“战略决战”的性质。这正是本文提出的疑问之点。我认为，如果从战役决战的意义上去理解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上述结论是能够成立的。然而，如果说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在台儿庄战役后曾准备在徐州地区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则明显经不起推敲。 首先，从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上看。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日军的大举进攻和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集团，最终由动摇转向抗战。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国防会议，商讨抗日大计。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即采取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点为主要目标的阵地防御战，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求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这个战争指导方案的基本思想和作战部署是依靠现有军队、多线设防、节节抵御，在持久消耗作战中，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求得最后胜利。国民党制定的战争指导方案，是以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这一基本情况为出发点的。但它同时存在着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只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并把抗战胜利的希望过分依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的致命弱点，因而是片面的。 在持久消耗战方针的指导下，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通过组织平津地区的作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战役，用华北和华东地区的大片空间换取了5个多月的时间，不仅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而且使敌人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进攻速度减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军事当局已经部分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敌人的目的，而日本则不得不对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进行调整，以应付长期的战争。但是，这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也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南京保卫战之后的徐州会战也只是持久消耗战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徐州会战重要组成部分的台儿庄战役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它只是一次局部的战斗，是战役决战的胜利，而不是战略决战的胜利，这个战役既没有改变抗日战争的基本形势和基本发展规律，也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的大举进攻。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继续增兵徐州，正是持久消耗战方针的具体实施，而不是对这一方针的背离。事实上，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到1938年5月19日放弃徐州为止，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周旋了5个月零6天，利用徐州附近的空间，换取了组织武汉保卫战的宝贵时间。所以说，徐州会战不论其前期还是后期，都不折不扣地体现了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敌人的作战指导方针。 其次，从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作战部署看。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重心。日军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进攻武汉，以压迫国民党投降。为此中国方面也有准备，在津浦路两侧集结大量兵力，以阻止北上与南下的日军汇合。1938年1月10日和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第一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新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讲话，指出：“我军的战略是什么？简单明了地讲起来，就是东面我们要保持津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我们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如果津浦道清两路失守，武汉就失去了屏障；屏障失了，武汉就受威胁！所以津浦道清两路，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犯。”（杨树标《蒋介石传》第347-348页。）根据这一战略思想，1月17日，最高统帅部对战区进行了调整，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以陈诚为司令。并且确定了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一）调集精锐，控制武汉及豫皖地区，迅速整理补充。（二）由华北及长江南岸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兵力，巩固徐州，诱致日军主力于津浦铁路方面，以迟滞日军上溯长江西进武汉；同时力保黄河北岸豫北晋西诸要地，妨害日军南渡黄河，直冲武汉；并在华北地区广泛发动游击战，牵制消耗日军。（《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一）》，第274页。）从这个战略方针可以看出，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是把徐州会战与武汉保卫战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并以徐州会战作为组织武汉保卫战的一个重要条件。2月3日，第五战区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其要点为：“集中兵力于徐州南北地区，拒止津浦路南段于淮河以南，同时于鲁南山区对津浦路北段及陇海路东段之敌予以侧击，牵制敌人南下或西上，以保卫徐、蚌。”（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