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肖克、伍修权、杨成武、吕正操、王平、张震和李德生等七位抗日名将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再现了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 历史是最生动的教材。老将军们那沉重的回忆，深刻的思考，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老将军们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历史事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50年后的今天，日本国内竟还有人巧舌如簧，想要开脱罪责，这是中国人民绝不能答应的。 老将军们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和团结，也就不可能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百多年来受欺凌、受奴役的地位。 老将军们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悲剧决不能重演。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发展和壮大和平力量，遏制和消除战争因素。 老将军们告诉我们，人民终究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社会前进的推动者。凡是正义的和进步的事业必然要胜利，这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和阻挡不住的。 莫忘历史！ 王平将军抗战时期担任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阜平县县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开辟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参加了“百团大战”。他向记者讲述了1943年我抗日根据地军民“五一”反“扫荡”的故事： 1940年底，我军“百团大战”的胜利，使日本侵略军极为恐慌，他们为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使华北成为其“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急于消灭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便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方针，以其64%的日军和90%的伪军来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此敌后战场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自1941年到1943年，是晋察冀边区最为艰苦困难的时期。 华北日军首先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号称“百万大战”的空前大“扫荡”，实行了残忍毒辣的“三光政策”，继而进行“蚕食”、“封锁”，在敌占区连续施行所谓“新交通政策”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发动了综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各方面力量的“总力战”。而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第一”的方针下，由片面抗战变为消极观战，并趁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大批国民党军队在“曲线救国”的阴谋指使下投降日军，形成了抗战以来反共投降的危险局面，使敌后斗争更加复杂、激烈。在这一时期，晋察冀边区军民主要和敌人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紧张而又残酷的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在反“扫荡”斗争中，根据地军民抓住了敌人“扫荡”的特点，总结了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在战术上有许多创造。各主力部队大都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既不易被敌人发现合围，又能机动消灭敌人；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主力积极活动，以突击战破坏敌人所控制的公路、铁路、桥梁、通信设施，使敌人交通受阻。为了避免敌人合围、保障军民的安全和主动伏击敌人，群众创造了“消息树”，在山岗上派出警戒哨，用小树来做报警信号，把树放倒，表示发现敌人；树倒的方向，表示敌人来去的方向，指挥员根据信号，及时采取对策。 1943年，敌人从5月1日到8日，对完县西北山区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烧杀抢掠，制造了残杀群众100余人的“野场惨案”。9月又纠集了4万多人的兵力，以神仙山为主要突击目标，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敌人在内线“扫荡”北岳山区腹地，逐步向中心压缩；同时在外线周围“扫荡”，大量建立据点。这次敌人“扫荡”所有村庄都去了，大山都过了一遍，连百花山也上去了。三分区部队避开敌人锋芒，保存有生力量，以少数兵力在神仙山坚持，利用高山峻岭和敌人周旋，主力部队转到曲阳、阜平、完县、唐县的外线寻机打击敌人。这长达三个多月的“扫荡”，使边区群众深受其害，阜平发生了被杀1000多人的“平阳惨案”，事后建起了一个“千人冢”。敌人的暴行，激起我军广大指战员无比的愤慨，中队长李勇带领阜平五丈湾游击小组，积极开展麻雀战和地雷战，在敌人“扫荡”必经的大道上、村里屋内，利用不同地形地物埋设地雷，三个多月内，有效地爆炸了62个地雷，炸毁敌人汽车5辆，毙伤敌官兵346人。军区和北岳区党委号召开展“李勇爆炸运动”，整个北岳区子弟兵在这次运动中，共炸响地雷3500余枚，毙伤敌军6700余人，炸毁火车12列，飞机一架，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反“扫荡”斗争。坚持在神仙山的42团，英勇战斗，共毙伤敌人699名，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该团四连荣获“神仙山保卫者”称号，机枪手权新法荣获“射击英雄”称号，三连副指导员吴占国荣获“民族英雄”称号。 这次反“扫荡”，边区军民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从此一蹶不振，再也发起不了大规模的“扫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