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乱与外患频仍的30年代中期，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英美式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反戈一击”，力主在中国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从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民主与专制的激烈争论。这次争论对实际的政治虽影响不大，但它所揭示的问题，如民主与专制、国家与个人、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等等，却都是意义深远、至今仍扣人心弦的论题。因此，回顾这一“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当能给人价值不菲的启示。 一 尽管国民党在20年代末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中国的分裂状况并无实质性变化。而且，国民党最高领导层间的明争暗斗一刻未停，严重削弱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和统治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对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的痛恨与对一个统一、廉洁、高效、具有高度权威的政府的企盼，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则借机公开宣传实行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统治，甚至连形式上的五院制都要取消，而实行元首制。但使人意外的是，一些向以政治“独立”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能有一个“强力政府”之上。1932年6月，在胡适等知识分子自办的《独立评论》上刊登了傅斯年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提出“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的论点。稍后，丁文江撰文力主强权政治，而翁文灏则明确写道：“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曾留学美国，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蒋廷黻写了《知识阶级与政治》一文，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知识阶级的政治活动不可靠‘口头洋’。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学术来研究是很有兴趣而且很有价值的，当作实际的政治主张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该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实际上，“口头洋”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观察、议论政治的独特视点，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话语的形成。而蒋廷黻此文不仅否认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权利，而且也从根本上否认了全体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的爆发加重了许多人对中国进一步分裂的忧虑。蒋廷黻又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强烈主张专制政治，并从中外历史中寻找立论的根据。他悲观地写道：“自闽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而“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他强调西欧各国历史上都是经过王权与专制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按：今译都铎）专制，法国未经布彭（按：今译波傍）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按：今译罗曼诺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总之，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家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而且，他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不具备民主共和的资格，所以中国“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在他看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哪种国家的问题。” 国家的统一、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无疑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把中国与西欧的历史作机械类比，不能不说是牵强附会。 蒋文发表后，虽然遭到胡适等人的激烈反驳，但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激起了更强烈的共鸣，博得了更多的赞赏，因此也更咄咄逼人。之所以如此，不仅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关，而且深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实行高度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某种程度地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美英两国，开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渡过危机。这种世界性的“民主危机”、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也深深地渗进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尤有意味的是，他们往往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斯大林的苏联相提并论，并不认为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专制”、“独裁”、“极权”的国家。而这是强国的良策。 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曾积极宣扬民主政治的钱端升，此时也一反已往地力主独裁统治。“因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丁文江连续撰文，强调如果独裁政治不能统一中国，那么民主政治就更不可能统一中国。因为民主政治需要较长的民主教育和制度建设，而这两项现在都是“缓不济急的”，因此是“不能实现的”。而且，要使中国免于灭亡，只有让权力高度集中，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蒋廷黻明确说道：“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因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高。”留学美国，此时在北大任教的张佛泉在著文反动专制的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写道：“不过在目前中国状况之下，即使我们要采用民治，在未提高民众政治程度以前，也不能过于信赖民众。所以我们在最近未来的政治，总须要与训政或‘保育政策’相近，甚至都须得含一点寡头政治的意味的。”还有文章认为中国政治走上轨道的唯一途径是“栽培领袖，指导社会。” 无疑，民主程度与效率程度是衡量政治体制优劣的两条重要标准，但问题在于二者的追求目标并不一致。民主的目标是参与最广，效率的目标是决策——执行最快。二者虽不是完全相反，但却时时互有矛盾，其中一个得到张扬时，另一个极易受到损害。因此，一般国家都制定有“紧急状态”一类的法律，以牺牲民主来换取效率，渡过“紧急状态”。此时的专制论者，即明确主张以牺牲民主来换取效率。但是，民主与效率二者虽然很难同高，但却极易同低，因为牺牲民主并不意味必然会有高效。一个高效的集权政府，是需要一系列不可缺少的辅助条件的。如利益的基本一致，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执行机构的合理化，灵敏的反馈机制，对个人擅权、舞弊等非组织行为的监督控制及统治者的自律（此点尤为重要）等等。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实际很容易产生一种既专制独裁又腐败无能的旧式政权。其实，专制论者也意识到此点，因而提出要建立一种与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不同的“新式独裁”。丁文江认为，“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并提出了“新式独裁”的具体标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材”，“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钱端升亦希望这种新式独裁者“能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实际的福利，能对现代经济制度有认识，能克苦耐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